（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  广州光孝寺住持）

绪言

中国佛教自西汉末年（约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迄今已经历了20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在中国从一个输入国，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碰撞和融合，变为输出国。这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被学者称为是“中国文化与印欧文明完美结合的展现。”回顾中国佛教史，一定意义上即是佛教中国化不断完善的过程。进一步而言，也是汉传佛教祖庭兴起确立史。在众多宗派相继出现，祖庭成立过程中。禅宗和禅宗祖庭，无论在理论诠释的创新，还是实践方法的改革，都深深受着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如从“不立文字，顿悟成佛”，到五家七宗兴起之后的“祖师禅”，乃至“看话禅”“默照禅”“文字禅”等等，历经千余年。六祖之下，各宗各派更是祖庭林立，法脉开枝散叶。直到今天，禅宗仍旧发挥着独特的魅力。主要体现在理论诠释的简易化，修行实践的现世化，法脉传承的谱系化等等，这些为今天总结和弘扬汉传佛教祖庭文化，提供了具有历史和现世的双重借鉴意义。本文以禅宗的创立和传承为脉络，就禅宗祖庭成立的历史和经验展开，以期窥见汉传佛教祖庭文化之一斑。

一、印度到中国的嬗变

宗派佛教的产生，是中国佛教确立的重要标志。所谓宗派佛教，即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准把握，运用适合本土的理解和传播方式，构建一套符合那个地域、时代的理论和修行方法。见诸史实，往往不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几代人，越数百年共同缔造的结果。延续数百年的理论构建，即是对自身的不断打磨，也是佛教适应中国文化的有力见证。笔者认为在理论创新中，主要体现在创新诠释，直指人心和现世观照三个方面。

1、创新诠释

印度佛教理论中，以对“体用”的应用和解释为主。较为代表的是：真谛和俗谛的关系。如《中观论》“不依于俗谛，不得第一义。”这里的世俗与第一义，互为体用表里。然而，中国哲学的诠释特点，则是三分法，即：体相用。古代中国佛教学者，一改印度佛学的习惯。在论证时，将“体相用”运用其中。如三论宗吉藏大师在《大乘玄论》，隋净影寺慧远大师之《大乘义章》，华严宗法藏大师之《探玄记》等，纷纷采用“体相用”的范式。慧能（较上述三位的时代，二前一后。）在《坛经》中亦采用“体相用”来阐发所持观点。如经文：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

禅宗运用“体相用”的诠释方式，有效地勾勒出禅宗基础理论构架。在具体解释中，更加看出其源于生活的朴素观。进一步解释说：

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

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

慧能此处用“体相用”解释“三无”之间的交络关系，更加指出这“三无”即是于日用之中即能体会。他提出的“三无”为后世禅宗理论的圭臬之谈。如永明延寿《宗镜录》卷九十九，明教契嵩《鐔津文集》卷三等，对“三无”的运用更是褒重无已。考察“三无”的建立，实际即是对中国哲学“体相用”的应用。

在理论诠释创新中，慧能提出坐禅需要有前方便。而前方便的内容虽然很常见，但所做的解释却很独到。即传“五分法身香”“无相忏悔”“发四弘誓愿”“皈依自性三宝”一套不同于以往佛教义学观点，极具禅宗所推崇“自心自悟，自修自证”之特色。在具体解释时侧重强调“自性”（或“自心”）作为前提，将忏悔罪业，发愿所缘，皈依对象等等，一一消归自身，不向外求。如：

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妬、无贪瞋、无劫害，名戒香。自心不乱，名定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

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妬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妬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已上是为无相忏悔。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

从引文中可以清晰看出，慧能在解释传统佛教名词时，并没有完全因循一般义学的观点，有其独特的创新，将罪业的消除，没有施设严格的忏悔程序，将菩萨所发四弘誓愿，拉近了与凡夫的距离，并没有将外境实有“佛法僧”作为皈依的对象，这些解释坚固地站在禅宗“顿悟”的立场，一改以往的方法。

2、直指人心

在慧能创立禅宗之前，虽然也有达摩到弘忍不绝如缕的坚持，但毕竟对原有北方盛行的如来禅和南方的教理禅，还未构成革命式地影响。慧能针对以往对禅修认识的固定见解，提出“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不论禅定解脱，只言见性成佛”的目标。这种禅修观点和目标，无疑对南北方禅学的冲击是巨大且深远的。直至后世晚慧能一百余年的德山宣鉴，自著《青龙疏钞》从蜀地来中原，誓言剿灭“见性成佛”说，即可看出，慧能“直指人心”禅学理论的弘扬，并不是一呼百应，令人心悦诚服。但，从慧能后世弟子的弘传情况来看，“直指人心”的宗旨已在江西，湖南，广东，福建，河北等地慢慢传播开来，也足见慧能一反过去禅学巢臼的正确之处。源自印度的禅学自此，方完成中国面目之确立。这是同时期其他流行之佛教禅学，所无可比拟的。

3、现世观照

如果说“直指人心”是中国禅宗理论的核心之说，那么落实这个观念的具体分解，就体现在禅宗对世间与出世间的统一观照。《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首偈颂，将印度佛教出世思想与入世觉悟统一于一体。从慧能一生的行履来看，更是将这个观念落实到了自己的出家，求法，弘法过程中。慧能一生除了八个月在黄梅求法，其余时间皆在广东境内活动。如在四会怀集等地潜藏修行，在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剃度出家，在韶关南华寺常住弘法，于新兴国恩寺出生和圆寂，历经七十六年。所到之处，教化道俗，以佛法平实的视角，对现实生活褒有高度的透视，并不提倡离群索居，避世求静。反而所在之处，感召时贤云集，成为当时乃至后世学习禅宗，弘扬禅宗的根本祖庭。这些都是禅宗发挥自身佛学思想，与中国入世文化价值紧密结合，并极大促进宋代及之后理学和心学产生，成为缔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二、修行实践

禅宗的修行实践，着眼于个人当下角色的解读。本着“无相”的思想，敦伦尽分，无偏无倚。其中《无相颂》所开示的具体操作，饱含中国传统伦理观，一改以往在文字中专研禅法的风尚。

1、无相颂

禅宗之所以出现于中国，这与当时的文化生态，政治生态有着密切联系。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所奉行的“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其作用即是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名教地位。禅宗作为古代中国人思想智慧杰作，对世间伦理观点，虽然不能照搬儒家的成说，但可以通过佛教“自性不离世间”思想的诠释，指引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其具体结合传统伦理观的集中表现，以及作为检验禅修在实践的具体方法。主要体现在《坛经》的《无相颂》：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諠，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无相颂》的核心方法，即是安住本位，以禅平等的视角，去审视和践行环境赋予的角色，从而体会佛法在生活中觉悟的真谛。这种强调人本的主观性，有利于人在社会生活中履行责任，确立人生价值。这与中国传统文中强调“修身齐家”“敬天爱人”“反求诸己”形成有机地回应。

2、祖师禅

禅宗在中国的确立，除了优化印度佛学的表达方式，将视角关注到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回归，再有就是开创了属于中国佛教的禅法——即祖师禅的出现。所谓祖师禅，如禅宗术语说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妙高峰顶，不容拟议；第二峰头，略容会话”等等，这些术语将佛教遮诠方式，发挥到了语言文字的极致。另一方面，由此产生了各种灯录，祖师语录，颂古禅诗等文字，蔚为大观。祖师最突出的特点，一反印度禅法的中规中矩，强调“当机不让于师”“见过于师，方堪传受；见齐于师，减师半德”的峻烈禅风，出现了喝佛骂祖、德山棒、临济喝、云门糊饼、赵州茶的接引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派，如天隐圆修总结五家禅法时说“临济如怒雷掩耳”“沩仰则光含秋月”“曹洞是万派朝宗”“云门则乾坤坐断”“法眼如千山独露”。这些总结，无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而做出饶有特色的归纳。

3、禅宗规范

禅宗作为汉传佛教最大的宗派，在一定历史时期保全了佛教再生潜力，为佛教历尽磨难而重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内在原因除了理论的革新诠释，实践的平实落地；外在因素，即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章制度，历代增修，与时俱进。如《百丈清规》《禅门规式》《禅苑清规》《至大清规》《咸淳清规》《丛林两序须知》《丛林祝白清规科仪》等编撰，极大程度上反应了禅宗吸收封建社会的管理模式，融入本土，许多仪轨的设置，与政权维护，社会风俗，都有密切联系。这些都是禅宗创立过程中，做出适应本土文化，勇于创新的经验所在。史实证明，正是因为禅宗有了这些从理论到实践，从视角到制度的调整和创新，成就了禅宗中国佛教史上第一大宗派，佛教输出主力的地位。

三、法脉传承

关于法脉传承的发达，亦奠定了禅宗日后深远影响的基础。六祖慧能之前，相对薄弱。之后则异彩纷呈，恢弘壮大。

1、六祖慧能

自初祖达摩于南朝梁普通年间（520—526）来到中国，到六祖慧能（公元713年圆寂）约经历了六代祖师，近二百年的时间。达摩有《二入四行论》《破相论》等存世。二祖慧可，无禅学作品存世。三祖僧璨所作《信心铭》，一定程度上开创了顿悟思想的中国式诠释。四祖道信开始，有了较为固定的传法地点，提倡“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世。理论上，融合《楞伽》与《般若》思想，主张“解行相扶”“守一不移”。注重戒行与禅修结合，渐修与顿悟相连。五祖弘忍，一生传持和弘扬道信所主张的修学观点和禅修方法，在湖北一带活动，被尊为“东山法门”的创始人。他的主要功绩，即是为慧能对《般若》经典的重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看作是四祖与六祖在禅法思想的深化者。六祖慧能的代表作《坛经》，被视为中国僧人唯一冠以佛经的撰述。慧能门下弟子较为著名的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菏泽神会、永嘉玄觉、韶州法海、南阳慧忠等，四十余人。其中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从法脉传承上，恢弘了禅宗气象，被称为“二甘露门”。菏泽神会，则确立了慧能南宗禅的正统地位，著名的“滑台大会”取得了南宗禅在上层社会和佛教内部的认可，也可以看出是禅宗与政治的良好促进。

2、五叶分派

随着禅宗在中华大地的不断壮大，其影响由岭南一带，慢慢浸入其他地域，如长江下游，黄河两岸。由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门下，数传之后，在唐朝末年禅宗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五个派系，即沩山灵佑与仰山慧寂开创的“沩仰宗”盛行于湖南，江西一带；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开创的“曹洞宗”弘传于江西等地。云门文偃开创的“云门宗”盛于岭南广东一带；临济义玄开创的“临济宗”弘化于黄河一带；清凉文益开创的“法眼宗”盛行于长江下游一带。直至北宋初年，由临济宗又衍生出“黄龙派”与“杨岐派”，自此禅宗“五家七宗”宣告完成。除了形成宗派的诸大禅师之外，还有弘化各地的诸方著名禅僧，如在河北传法的赵州从谂，与唐朝末年的镇州藩镇关系极为熟络。再有南泉普愿、鸟巢道钦、大梅法常、大珠慧海、五泄灵默、疏山匡仁、圆智道吾等，都是名重一时，影响千古的禅门宗匠。在五家逐渐确立形成期间，由于法脉传承的考辨，出现了许多记载传承的禅宗谱系，如北宋年仁宗时明教契嵩一人，关于梳理禅宗传法谱系即著有《传法正宗记》九卷、《禅宗定祖图》一卷、《传法正宗论》二卷。今天成为定论的“西天二十八祖”之说，即是契嵩根据《宝林传》等相关典籍做出的论证。由此可见，禅宗重视和确立传承谱系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这正是佛教中国化，成其为汉传佛教的典型特征。

3、传灯海外

禅宗最为辉煌的时代是唐宋时期，而唐宋时期的中国也正是政治、文化、经济最为发达的阶段。周边如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等汉文化圈的政权，遣使来华，学习先进的文化和宗教。其中，日本明庵荣西在宋代，两次来华，受献和受传临济心印，归国后大兴临济禅法。从而，临济宗作为日本禅宗的最早宗派诞生于日本。荣西的再传弟子希玄道元随师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名刹，遍参大德，最后得天童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传授秘蕴和衣具顶相。归国后，大力弘扬曹洞宗风，从而开创了日本禅宗的另一大派--曹洞宗。从此，临济、曹洞两宗作为日本禅宗的两大宗派，一直并行发展，源远流长，在日本禅宗史、日本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日本江户时代，中国黄檗山住持隐元隆琦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创立日本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史上一大事件。这一从中国传来的独特的禅法不仅在日本站住了脚，而且大大刺激本已处于停滞状态的临济、曹洞两宗，终于使日本禅宗三派鼎立，长盛不衰。

较之日本禅宗的创立，韩国禅宗的起源则在唐代即与中国开始了交涉。韩国素有“九山禅门”之称，其开宗立派者大多于唐代时来华习禅，归国后大演教化，久之门庭繁茂，蔚成宗派。如：新罗善德王时(我国唐太宗时)，法朗来唐，师事四祖道信，遂传其法于海东。惠恭王之时，神行来唐，参谒志空，得证心印，返国后于丹城断俗寺弘传北宗禅，数传之后开创曦阳山派。公元784年（宣德王五年）鸡林道义来唐，受传于西堂智藏及百丈怀海，在唐三十七年，归国后传法弘化，创立迦智山派。与道义同时游学于唐之洪陟，嗣法西堂，归国后栖止南岳，创立实相山派。再有真鉴慧沼，受教于沧州神鉴，归国后创建双溪寺;无染得麻谷宝彻之印，归国后创立圣住山派。通晓梵日从盐官齐安习禅，返国后开阇崛山派。朗空参学于石霜庆诸座下，归国后住于南山实际寺阐扬禅旨，是为青原法统最早传至韩国者，等等。

四、当代弘扬

禅寺祖庭之于禅宗，可谓宗祠之于儒家。有祖庭，才有中国佛教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有祖庭，才有世界范围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故而中国禅宗的出现，是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的一大奇迹。这种文化互浸的成功，成为感召文化共鸣的强大引擎。所以，今天讨论汉传佛教祖庭的相关问题，其着眼点应始于历史，落于经验，使之成为今天探讨中国佛教发展的新发现。

1、成就自信

中国佛教在二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在接下来的弘扬课题中，回顾和总结历史的意义在于，为今天中国佛教成就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提供参考和证明。现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科技文明，已然一日千里。但宗教的作用不仅在于对死亡的慰籍，更重要的是发挥：以宗教的视角看待世界，以宗教的人文情怀关注世界，以宗教的智慧美化世界。这同样是中国佛教应坚持的努力。所以，中国佛教在接下来的发展道路上，应发挥祖庭优势，扎根中国传统，回应时代需求。鉴古知今，在回溯祖庭文化中确立文化自信，勇于做出适应当代文化要求的改变，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在祖庭成就的历史因缘中，确立道路自信，服务社会，对话时代。

2、对话时代

以广东佛教为例，与慧能密切相关的祖庭，至少有四座。每座祖庭都在做着与禅宗相关的佛教文化。如：广州光孝寺每日于早课后集中念诵《金刚经》，每周末开讲《六祖坛经》，葵集《六祖慧能文库》，出版《坛经版本集成》等。韶关南华寺每年举办“禅悦行”夏令营，六祖诞真身供养法会。新兴国恩寺，打造六祖文化园，六祖荔供奉法会等。由各祖庭轮流举办“禅宗六祖文化节”，邀请国内外学者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等等。只有回归历史，才能看清处境。只有弘扬祖庭文化，才能抓住中国佛教的核心。

3、履行使命

正是因为有了对祖庭文化的深刻认同，才能凝聚祖庭血脉的力量。作为传持中国佛教的团体和个人，一方面要创新诠释祖师思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应发挥祖庭对外交流的优良传统。于地域而言，汉传佛教祖庭是中国佛教的阵地。于文化而言，汉传佛教祖庭是认同祖庭文化的精神家园，这是世界的。所以，优化和弘扬祖庭文化，不仅是中国佛教日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沟通世界文明，维护区域和平的强力纽带。

结语

综上所述，禅宗作为汉传佛教最大宗派，其创立和传承过程中，注意吸收本土文化元素，合理做出适应时代的理论革新和实践创举。提出关于“迷悟”的一系列问题解决的终极源头在于“自心”。基于此，强调禅修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顿悟”的前提。以“无相颂”为代表的禅修实践，实际是紧密结合和积极回应中国古代社会人文伦理的基础和要求。为禅宗在不同时代，地域的流行取得了文化认同与政治需求的双重保障，这也是为什么能够以极大的吸引力，令中古时期的邻邦，纷纷来华求法的核心所在。外在制度上，借鉴宗族观念的强大凝聚力，在法脉传承问题，注意梳理和确立法统关系，为禅宗取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开创绵延千余年有序流传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为今天探讨中国佛教发展方向，指出了历史经验的高度，有利于中国佛教在新时期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成就。并能为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区域和平的维护，提供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