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中国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天台宗，教观双美，诸宗师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宗风远播，享誉海外。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日本最澄入唐求法，从道邃、行满受天台教，回国后创建了日本天台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高丽僧义天入宋求法，拜诣智者塔，发愿弘教，归国后朝廷为建“国清寺”，宣弘天台，集众逾千，标志着韩国佛教天台宗的创立。作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天台国清寺，则是中国、日本、韩国天台宗所共同尊奉的根本祖庭。既为祖庭，定有其独特的行法及特色，以确保作为天台宗根本道场的地位及影响力。本文试对国清寺的创建及国清寺僧团早期独特的行法略作考察，以期能对当下汉传佛教的修行实践和进一步发挥祖庭作用及影响力有所裨益。

关键词：国清祖庭 僧团行法 四时坐禅 六时礼佛 四种三昧

一、前言

作为中国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四日示寂前遗书于晋王杨广，请其于天台山下（佛陇峰南下），五峰怀抱、双溪回澜之处，创建一大伽蓝。杨广由僧使灌顶、智璪处接到《遗书》后，遂派遣司马王弘入山营建。王弘等一行人，于开皇十八年（598）二月底到达天台山后，即于初春三月，一遵寺图，开始动工建造，历时三年半，于仁寿元年（601）十月前峻工落成，最初名为“天台寺”，当时杨广已被册封为皇太子。大业元年（605）九月，即天子位（登基）后的隋炀帝杨广，便根据“寺若成，国即清”的宿缘灵瑞，而御赐易名为“国清寺”。此后，国清寺一直被视为三国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即天台宗祖庭。

天台祖庭国清寺，高僧辈出，世人敬仰，声誉远播，万里来朝。之所以有如此深远影响及辉煌景象，除诸多因素条件之外，我想与当初智者大师对天台僧团所制定的规约及行法有相当的关系。换言之，作为天台宗的根本祖庭，必然有其独特的行法。故此，本文试对国清寺的创建及其僧团当时的行法试作探讨考察。

二、国清寺的创建

据灌顶《国清百录》及《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记载，隋开皇十七年（597）冬十月，晋王杨广由京师回到自己所镇守之蕃地——江都（今江苏扬州），即派遣了参军高孝信作为使者，入天台山迎请智者大师；第二天（十月十八日），大师旋即随使出山，行至石城寺（天台西门，今新昌大佛寺），气疾兼笃，忆“汝当终此”（天台山为寄终之地）的梦告，自知天命在此，不复前行。于是做好了一切善后事宜，并遗书与杨广，请其在天台山下创建伽蓝：“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剪木位基，命弟子营立。”此前，智者大师即已亲自选定寺址，在佛陇峰南下，天台县以北十里处，此处“甚得山相”：五峰（八桂峰、灵禽峰、祥云峰、灵芝峰、暎霞峰）环抱、双溪回澜，柳顾言在《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中有云：“于佛陇之南，寻行寺域，便见五峰围绕，等耆阇之山；两溪夹泻，若缙云之涧。”大师于该地标杙寺基，并拟定殿堂式样，确立伽蓝规模，画了寺院整体规划图，留与晋王杨广审阅、参照：“寺图并石像发愿疏，悉留仰简”。另外，希望赐立嘉名寺额，籍以获得官方的正式承认；同时要求延请原住当阳玉泉寺的十位僧众前往天台寺常住，以形成固定的僧团基础；并乞废寺水田作为天台寺（后为国清寺）的经济保障：“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贯十僧，住天台寺。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

作为智者大师的菩萨戒弟子——晋王杨广（法名总持），尊师重道，接到遗书后，“跪对修读，摧振于心”，一一答应了大师之请求：“遗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处非常之好，垂为造寺。始得开剪林木，位置基阶。今遣司马王弘，创建伽蓝，一遵指画。寺须公额，并立嘉名，亦不违旨。佛陇、头陀，并各仍旧。使移荆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内现前之众，多是渚宫之人，已皆约勒，不使张散，岂直十僧而已？所求废寺水田，以充基业，亦勒王弘，施肥良地。”于是，晋王杨广派遣司马王弘，入山创建伽蓝，于智者大师示寂（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后的第三个月，即隋开皇十八年（598）二月二十四日，便已与僧使灌顶、普明等到达了天台山，旋即于初春三月，一一遵照智者大师生前所设计的寺院规划图及大师本意，开始动工建造，历时三年半，于仁寿元年（601）十月前竣工落成。就落成时寺院殿堂的规模气势、寺址的山相来看，推知智者大师在设计寺院规划图与选定寺址时，即有把“国清寺”作为天台宗根本道场的设想及意图，真可谓高瞻远瞩、用心良苦！

寺院落成之初，权因山称，名为“天台寺”，当时晋王杨广已被册封为皇太子。大业元年（605）九月，即天子位（登基）后的隋炀帝杨广，便根据“寺若成，国即清”的宿缘灵瑞，而御赐易名为“国清寺”。对此，灌顶在《国清百录•序》中总结性地写道：“到大隋开皇十八年（598）其岁戊午，太尉晋王，于山下为先师创寺。因山为称，是曰‘天台’。王登尊极，以大业元年（605）龙集乙丑，敕江阳名僧云：‘昔为智者创寺，权因山称，今须立名。经论之内，有何胜目？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诸僧表两名：一云‘禅门’，二云‘五净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璪启国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敕取江都宫大牙殿牓，填以雌黄，书以大篆，遣兼内史通事舍人卢政力，送安寺门。‘国清’之称，从而为始。”

此后，国清寺一直被视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即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祖庭，受到世人的敬仰与朝礼。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日本求法僧最澄（后称传教大师）来到天台国清寺，从道邃、行满受学台宗教义，回日本后创建了日本天台宗。从此之后，日本天台宗及其后创立的日莲宗等宗派也把国清寺奉为本宗祖庭。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高丽僧义天（谥号大觉国师）入宋求法，曾往天台山礼诣智者塔，并发愿归国敷扬天台教观，回到高丽后，朝廷为他修建“国清寺”，于此讲说天台教学，学者弟子集逾千人，此举标志着朝鲜佛教天台宗的开宗立制，故朝鲜（韩国）天台宗亦奉国清寺为根本祖庭。天台国清寺的声誉遂远播海外，万里来朝者络绎不绝。诚如张风雷教授在《智顗评传》中所说：“千百年来，在这座闻名天下的大寺（国清寺）中，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外佛教思想家。他们的佛学思想和佛教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佛教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中外佛教的思想交流，而且也充实了整个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清寺不仅在中外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功不可没。正如镌刻在国清寺山门上的一幅楹联所说的那样：古刹著域中，创六代，盛三唐，宗风远播；名山传海外，倚五峰，临二涧，胜迹长新。”

三、国清寺僧团的早期行法

隋大业元年（605）八月，即天子位（登基）后的杨广銮驾辇舆巡幸江都宫。时为天台寺（后改国清寺）住持的智越法师风闻此信，即书以《参启》，派遣智璪为僧使，奉启以闻，出山参贺。九月十九日，僧使智璪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华林园，遂上了起居万福表、《参启》。九月二十六日，于扬州共诸州僧使引对大牙殿前。十月二十日，再次召见时，由黄门侍郎张衡宣敕问道：“师等是先师之寺僧，众和合不？相诤竞是非不？”由此可知，登基后的杨广对自己菩萨戒师——智者大师示寂后的天台僧团颇为关切，亲自询问僧众和合共住的情况、是否有相互诤竞是非等不良现象。

其实，杨广及隋王朝在此之前一直都有密切关注智者及其僧团的动向，早在隋灭陈后不久，即隋开皇十年（590）正月十六，隋文帝杨坚便下有敕书，对智者大师（时称光宅寺智顗禅师）及其所领僧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言辞很是严厉，文中强调“师既已离世网，修己化人”，故必须“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并警告说：“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抑恐妙法之门更来谤讟。宜相劝励，以同朕心。”智者大师示寂前，在新昌石城寺遗书与晋王杨广，文中云：“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据此亦可窥知隋朝政府当时对智者大师及其僧团的密切关注、诸多限制，且被地方官员冠以有乖国式、非法聚众、恼乱官人等罪名，僧众学子一千三百余人当天即被谴散。

有鉴于上述外部因素隋朝政府的具体要求，以及僧团自身内部实修的实际需要，智者大师在隋开皇十六年（596）春第二次入天台山时，看到晚学后进松散懈怠的不良情况：“观乎晚学，如新猿马，若不控锁，日甚月增”，为维护僧团的良好形象、成就僧众的无上道业，故立御众制法十条，以整肃僧团、训诸学者、明确赏罚、规定行法。其中第一条规定：“夫根性不同，或独行得道，或依众解脱。若依众者，当修三行：一、依堂坐禅，二、别场忏悔，三、知僧事。”

据此可知，智者大师在立制法十条当中，首先指出：根据各自的根性不同，有的可独自修行而得道果，有的则需依众共修而得解脱。若想依靠僧团大众之力而得解脱者，应当修行三种行法，即所谓：依堂坐禅、别场忏悔、知僧事。此是针对三种不同的僧众对象（依堂僧、别行僧、知事僧）而应机施设的三种相应的行法。也就是说，此三种行法，乃是智者大师所亲自制定的、当时天台僧团（后为国清僧团）所共同遵循修习的行法内容。若追溯此三种行法的思想渊源，或可从北凉时期所译的《大方广十轮经》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后世的文献中更进一步说明了三种行法乃是对应上中下三种根性而来的：上根性者坐禅，中根性者读诵（礼佛忏悔），下根性者营理僧事。

立制法中，智者大师针对三种不同的僧众对象，设有三种相应的行法：

1、依堂僧行法：“以四时坐禅、六时礼佛为恒务”，即所谓的“禅礼十时，一不可缺”。

2、别行僧行法：“别场忏悔”，即“以在众为缓，精进勤行四种三昧”；竟三日外，仍依众禅礼十时。

3、知事僧行法：知僧事，掌管、担任僧团诸事时，要求做到：不私果缕，不侵众物，不违本心，竭力供养；竭力始终供养读诵、听学、讲说、经行、忏悔者。并叙有三则规鉴：净人为奴前因、信照侵盐障道、众驴迎送私客。

据上可知，天台僧团（后为国清僧团）早期的行法最主要有四时坐禅、六时礼佛、四种三昧等，以下对此略作考察。

四时坐禅的行法来源，可在后汉安世高所译的《大比丘三千威仪》中找到理论依据，该书卷上有云：“欲坐禅复有五事：一者当随时……随时者，谓四时。”另据日本学者池田鲁参考察，从原始僧团日常日程的安排内容来看，四时坐禅早在释尊时代即有实行，乃是原始僧团日常修习的主要内容；但在智者大师以前的诸家文献著述中，未能找到“四时坐禅”作为一个词而出现，据此或可推知此行法乃是智者大师所最先提倡。南宋之际，日僧荣西（1141~1215）入宋求法，曾到天台山留学，回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在其所撰的《兴禅护国论》卷下中，记载了当时禅宗寺院日常行仪中僧众们不敢有所懈怠的行法亦是四时坐禅。其后不久，日僧道元（1200~1253），入宋求法，回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在其所撰《永平清规》中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四时坐禅，可知南宋时期智者大师当年示寂之地——越州（今浙江新昌）大佛寺一带，此行法亦颇为盛行。关于四时坐禅中的“四时”，其具体对应的时间，现代学者一般多解释为：黄昏、后夜、早晨、晡时。但此四个时间段，是否就是当时智者大师所说的“四时”，本人认为尚待进一步探讨研究。

六时礼佛的行法来源，可在《大智度论》卷十三中找到理论依据，其文云：“菩萨法昼三时、夜三时，常行三事：一者、清旦偏袒右肩，合掌礼十方佛；言：我某甲若今世，若过去世无量劫，身口意恶业罪，于十方现在佛前忏悔，愿令灭除，不复更作。中、暮，夜三亦如是。”佛陀临圆寂前，犹对僧团谆谆教诲，要求比丘们六时行道。据文献资料记载，弥勒菩萨、婆修盘头皆曾修习六时礼佛。另在唐不空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末尾注云：“五天竺国修行大乘人，常于六时礼忏不阙。”这说明，六时礼佛在早期的印度佛教中乃是较为盛行的行法。佛教传到中国后，则由东晋道安法师最先倡导“常日六时行道”，且著有《六时礼佛文》一卷。

六时礼佛的“六时”，一般会理解为昼夜六时，即一日一夜，所谓白天三时：晨朝、日中（又称午时）、日没（又称晡时），夜间三时：初夜、中夜、后夜。池田鲁参在其论文中说：“礼佛的六时，据《国清百录•敬礼法》中所记内容，可知其就是晨朝、午时、晡时、初夜、中夜、后夜之六时。”若如此解释，六时礼佛与四时坐禅（黄昏、后夜、早晨、晡时）的时间有所重叠，六时礼佛已是一日一夜，那四时坐禅的时间怎么安排？此与上述“禅礼十时，一不可缺”的原文相违！故似有不妥。其实，昼夜六时，亦可解释为“昼夜各有六时，共十二时也”。即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所云：“今依此国历法，凡一日一夜有十二时。”佛教中昼夜分十二时，是依《大集经》所说十二时神兽之说，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卷八上中云：“《大集》明十二兽在宝山中修法缘慈”，接着又详细解释了十二时（寅时、卯时、辰时、巳时、午时、未时、申时、酉时、戌时、亥时、子时、丑时）三十六时兽。综上所述，此处的六时，或应指二六时中（一昼夜十二时）的六时，即十个时辰，对应一天十二时辰中除两个时辰养息外，都在坐禅礼佛中度过。

四种三昧的具体内容，在《摩诃止观》卷二（上、下）有详细解释，分常坐、常行、半行半坐、非行非坐四种，各有经典依据，皆从身口意三业而说修行方法，前三并有劝修内容。常坐三昧，又叫一行三昧，依据《文殊师利所说经》和《文殊师利问经》，以九十日为一期，身常端坐，口或称名，意念法界而修止观。常行三昧，又叫佛立三昧，依据《般舟三昧经》，以九十日为一期，身常经行，口唱弥陀，意念观佛而修止观。半行半坐三昧，又分方等三昧和法华三昧，前者依据《大方等陀罗尼经》，以一七日为一期，身常行坐，口诵真言，意思秘要而修止观；后者依据《法华经》及《普贤观经》等，以三七日为一期，身修十法（严净道场、净身、三业供养、奉请三宝、赞叹三宝、礼佛、忏悔、行道旋绕、诵法华经、思惟一实境界），口兼说默，意观实相而修止观。非行非坐三昧，又叫觉意三昧、随自意三昧，依据《大品般若经》、《请观音经》等，身仪不限，于一切时、处，历善、恶、无记事，意起即修止观。此四种三昧，即是天台僧团中别行僧的行法。若觉得共修进度缓慢，可在别场精进勤修四种三昧。但修行时期稍有不同，在立制法中，别行以三日为期，满三日后，即应归堂依众，与依堂僧同修六时礼佛、四时坐禅，即所谓“禅礼十时”。

四、小结

国清寺峻工落成之际，身为智者弟子的智越法师（后为国清寺首任住持），于仁寿元年（601）十月三日，代表天台寺众表启以谢皇太子杨广，文中说道：“常于寺内，别修斋忏，恒专禅礼，庶藉熏修。”此中的“别修斋忏，恒专禅礼”，即是上述的别场忏悔和禅礼十时（四时坐禅、六时礼佛）等行法，这也充分说明了作为中国、日本、三国天台宗共同遵奉的根本道场、天台祖庭——国清寺，在其峻工落成之初或之前，天台寺众（国清僧团）即以此行法为恒务，上下和合，奉国行道；同时亦可窥知国清僧团早期的行道方法及其内容。

四时坐禅、六时礼佛的行法，乃是智者大师生前亲自为天台僧团所确立制定、一日不可缺行的“禅礼十时”。大师灭后，登基后的隋炀帝杨广，对此亦颇为重视、极为关注，其于大业元年（605）十一月，在扬州大牙殿，敕问僧使道：“师等既是先师之寺，行道与诸处同，为当有异？”天台僧使智璪答曰：“先师之法，与诸寺有异。六时行道，四时坐禅，处别行异，道场常以行法奉为至尊。”

此行法亦可说是早期天台僧团（后为国清僧团）独特奉行、引以为傲、广受赞誉的行法。诚如圆珍（日本天台宗入唐求法僧）在《授决集》（撰于公元884年）卷下所云：“唐土天下总曰：至细修行，不如天台，以六时礼佛、四时坐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