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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佛协秘书长张国铭:改革开放四十年里的我与佛教

浏览量4.8万 文章作者张国铭 发布时间2018-12-07

编者按: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佛教经历了从百废待兴到空前繁荣的辉煌历程。上海佛教界40年菩提路,同样也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佛教界的成就缩影。凤凰网佛教根据《同向——上海佛教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书特别制作纪念专题《申城菩提路:筚路蓝缕40载》,以此向筚路蓝缕、砥砺前行,为中国佛教光辉40年做出贡献的高僧大德、四众弟子致敬!本文是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张国铭的回顾文章《砥砺前行见肝胆,笑沐春风忆当年》。作为上海佛教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亲历者,张国铭在文中呈现了自己在上海佛教工作五个方面的亲历记录。正如张国铭自己所言:这五个方面虽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也不足以反映上海佛教事业的整体面貌,但每一方面都折射出上海佛教界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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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张国铭(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上海市佛协供图)

一、因缘际会入龙华

当改革的春潮催动了浦江两岸,和煦的东风吹抚盛开的白玉兰,转眼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四十年。回顾这四十年的变化,颇为感慨,这不仅是国家和社会大发展的四十年,也是我个人成长并和佛教结缘的四十年。

1978 年前,我是一名崇明农场职工,所有农村里的活儿,如挑粪、插秧、割稻、脱谷, 挖河等样样都干过,那时的崇明岛是一片阡陌之地,回到上海是每一个农场职工的梦想,没想到改革开放使我的梦想开出花。

我人生的分水岭就在1978 年。这一年我收到两份通知书:一份是上海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另一份是母亲退休顶替通知书。出于对求知的渴望,最终我选择了前者。毕业后留校工作八年,原计划报考物理专业研究生,后被80 年代出国潮裹挟着去了澳大利亚。这段往事固然是对人生阅历的丰富,同时也开阔了我的视野,亲身体会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状态;附带的收获,则是英语能力的飞速提高。佛教素有“五明”之说,外语大概可归类于“声明” 的学问,我因这个“声明”之学的特长大受裨益,也由此和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1990 年11 月回国时,龙华寺已恢复开放。时任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王永平居士对我说, 龙华寺因外宾接待工作需要懂外语的人才。我的特长或可施展,于是一月之后到龙华寺报到, 安排在外事接待组。寺院工作氛围与大学迥然不同,不仅没有寒暑假,一周七天居然没有休息日,初一、十五凌晨5 点就要上班,每逢重大香期起得更早,一开始颇不适应。但这种规律的作息渐渐习惯后,自然地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王永平居士在我进入工作状态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他经常对我耐心指导,使我从中获益匪浅。

不久之后,我被任命为寺务处秘书、副主任,在徐汇区委统战部的关心下,陆续担任区政协委员、常委、专委会副主任。又经过努力复习,通过了历史学学科综合水平及英语全国统一考试。几年后顺利修满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

历史学科的学术视野和人文精神,提高了我对宗教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对佛教文化的了解。于是我在佛教界一干就是近三十年!

二、积健为雄谱新篇

我对宗教工作认知的不断加深,是和龙华寺的发展分不开的。或者说是我的幸运,见证了这座千年古刹从百废待兴到伽蓝重光的历程。

改革开放之初,龙华寺按照党的宗教政策加快进行了重点建设。龙华寺修缮工程标准很高,除保持宋代“伽蓝七堂制”风格外,还要修旧如旧,让龙华寺重新成为上海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随着千手观音殿、五百罗汉殿、讲经堂等相继竣工,一座座殿堂修葺一新。1992 年龙华宝塔安装泛光照明,夜色中的宝塔流光溢彩,成为不同凡响的地标性古建筑。“沪上八景”之一的“龙华晚钟”光景重现,其他如藏经楼“龙华三宝”、牡丹园的“百年牡丹”, 还有“龙华庙会”,以上人文景观的逐渐恢复,使龙华古刹渐渐绽放出它原本的光芒。

随着龙华寺影响力愈来愈大,政府有关部门也将一些重要外宾安排到龙华寺接待,如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前美国国务卿舒尔兹、泰国诗琳通公主等。还记得一个小插曲:当年明旸法师用龙华寺素斋宴请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对龙华素斋赞不绝口,两次请出大厨合影留念。这些有趣往事,构成我对龙华外事工作的愉快回忆。

龙华寺外事工作从最初主要接待外宾、介绍信仰自由政策的基本功能,发展到主动走出境外,承载起弘扬传统文化、联系海外华人的使命。1987 年,明旸法师率法务团赴美国万佛城举行水陆空大法会,法务团由70 名法师组成,携带法器5000 余件,如此盛大隆重的海外法会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在中国佛教对外传播史上也史无前例,因此在美国引起轰动,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发来贺电。1989 年10 月8 日,《解放日报》刊载《万佛城的掌声》予以报道,掌声正是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的肯定和赞扬。

近年来,龙华寺在照诚法师领导下,积极响应“宗教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在加强中外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中成绩斐然,龙华寺弘法团的足迹遍及北美、澳洲、英国、尼泊尔、印度、以及新马泰等东南亚诸国,续写对外交流的崭新篇章。

三、鼎新革故易旧俗

宗教工作并非全然不食人间烟火,反倒要面对不少“此时、此地、此人”的现实问题。在龙华寺工作多年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宗教工作的意义。例如,在正确引导信众这个重要问题上,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是取消坐夜。90 年代,龙华寺在三个观音菩萨生日实行坐夜,信众可于前一晚在龙华寺待到第二天,因此大殿每次都坐满人,多数为老年女性。在农历六月十九的高温季节, 大殿内既无空调也无电扇,老人最易中暑,加之当时明火可以入殿,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我们寺务处成员在讨论是否取消坐夜问题时,产生了不同意见。反对者认为十九坐夜是传统,骤然取消会伤害信众感情,诱发过激行为;赞成者认为坐夜无论对寺院安全还是对信徒的身体健康都属不利。最后讨论决定:取消坐夜。第一次寺院承受的压力很大,有些老人

坐在山门外不听劝告,坚持进寺,言语令人不快,但寺院工作人员仍不厌其烦进行劝说。初次工作最难、问题最多,再次就相对轻松一些,再三、再四就几乎没有压力了。

这件事启发我们,所谓宗教生活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改变的方向正确,只要我们能坚持前行,结果一定会朝良性的方向发展。

第二件是文明敬香。在佛教文化中,敬香的意义在于以清净香味供养三宝之鼻根。但多数人出于错误的观念,以为香烛烧得越多,菩萨越会保佑他们。由于龙华寺开放之初允许随意燃烧香蜡,以至寺院整日烟雾缭绕,而且愈演愈烈,加之刺鼻的化学香精,令人颇感不适, 甚至外宾甫进山门,便不堪忍受,掩鼻而去,影响到佛教清净的形象。时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向上海佛教界发起文明敬香呼吁,提倡“心香一瓣”。龙华寺在文明敬香问题上, 也花费不少精力和财力。开始时,周边香烛店受利益驱动,唆使香客将香烛带入寺院,使门卫与香客冲突较多。街道原本为解决下岗工人就业而出租的几十辆流动车,也被全部挪用出售香烛、冥钞等宗教用品,一时阻力重重。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也就成了路。龙华寺经过多年坚持,已取得可观成绩,现在龙华寺内非常清静,大殿前因大量烟熏多年不开花的广玉兰, 也重新绽放。明旸法师曾说过一句入理切情的话:“信徒的信仰是要靠我们去引导的。”信众的宗教热情总是虔诚和热烈的,不免会有一定的盲目和从众心理,需要我们引导信众依教奉行、正信正行,而非一味迎合。满足信众需求和正确引导信众可以相辅相成,二者并不矛盾。

四、 霁月光风事前贤

在龙华寺工作,有幸能亲近明旸法师,是我难以忘怀的际遇。明旸法师是一代宗师圆瑛大师的法嗣,于1983 年在龙华寺升任方丈。我刚进龙华时曾任寺务处秘书,明旸法师见到我常称我秘书长。承他金口,二十几年后我真的担任上海市佛协秘书长一职,法师的先见之明得以应验。

明旸法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但在他平易近人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坚毅不屈的心, 他一生中三个关键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操,一直无声地鼓舞着我们。第一次在抗战期间, 日军罗织罪名将他和圆瑛大师逮捕,施以严刑审讯,意图迫其就范。但师徒二人坚贞不屈, 铮铮铁骨,体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些僧人认为新政权恐难容宗教的存在,纷纷离沪到港台等地发展,但明旸法师与圆瑛大师决定留在上海, 迎接人民解放,他们的爱国行为激励了大批信徒,稳定了佛教界人心。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明旸法师应邀赴纽约参访万佛城,万佛城度轮法师力邀明旸法师定居美国,并请明旸法师出任方丈。这样的条件,对于80 年代的国人是何等诱惑。但明旸法师婉谢美意,义无反顾返回了祖国。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明旸法师就是这样的丈夫吧。

是种子总会发芽,明旸法师爱国爱教、矢志不渝的言传身教,犹如种子一样撒在我们的心里。有时我想,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除了党和政府的培养之外,和在前辈大德身边的耳濡目染也是分不开的。前辈大德经历了多少风雨,依然坚定爱国爱教的信念,他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顾全大局和坚忍不拔,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楷模。如今,我们又拿什么样的种子撒在

年轻人的心里呢?我常以这样的提问来警策自己,作为自己在工作中的激励。

五、 经营法度杼经纬

2010 年上海市佛教协会换届,我从龙华寺调至市佛协工作,工作从点上到了面上。通过八年来对市佛协工作的全面了解,尤其2015 年陪同慧明会长走访调研了上海几乎所有寺院, 深切感受到上海佛教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是极为显著的。

首先,这种变化表现为上海佛教寺院的进一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整体纳入上海城市规划与发展的统一轨道。如玉佛寺、静安寺、宝山寺等改建后的建筑风格与以前大为不同, 相互之间风格各异,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化特色。另有七宝教寺、东海观音寺、宁国寺等寺院,是根据上海宗教场所合理布局新建而成,既满足了信众需求,又缓解了周边寺院压力。40 年来,上海佛教开放场所从十几所增加到今天的122 所,这不能不说是上海佛教事业的巨大成就。

第二,表现为佛教慈善力度和广度的提升。2008 年汶川大地震,龙华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送去大批物资,并向什邡罗汉寺捐赠一辆越野车,以便运送赈灾物资。2011 年,时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觉醒法师率团飞抵西藏,开展“雪域• 慈爱之旅”慈善项目,我也一起陪同前往。旅途中,我对觉醒法师不畏高原反应、热心公益慈善的精神深为赞叹。近年来,上海佛教界相继成立慈善基金,主动为贫困人员提供帮助,如玉佛寺觉群文教基金会的援建贫困山区“觉群爱心图书室”行动,静安寺百寺基金会的“大摩尼宝——冬天里的温暖”万件羽绒服献爱心活动,龙华寺大慈公益慈善基金会的“点亮心愿慈善义拍”活动,日益成为上海佛教界公益慈善事业的闪亮名片。各区佛协和场所也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奉献爱心,佛教界的慈善义举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如今,上海佛教慈善工作又呈现新的局面,市佛协在慧明会长倡导下,汇聚会长办公会议领导的共识,提出“协会主导,场所参与;协会组织,场所支持;协会安排,场所实施” 的工作思路,明确了协会与场所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各自所应担当的角色。2016 年,江苏盐城发生龙卷风冰雹严重灾害,上海佛教界用三天筹得190.5 万元,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转赠灾区。同年夏,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严重洪灾,上海佛教界四天之内募集3.1 万条棉被,价值600 余万元,分装30 余辆集卡送达灾区。上述事例,充分体现出上海佛教慈善事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民间支援能力。

第三,表现为上海佛教界整体法制观念的加强。1982 年3 月31 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即十九号文件。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把中国的宗教工作拨回到正确的航道,像指路明灯一般指引着中国宗教的落政工作。此后十几年中,上海的宗教工作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向法制化方向迈进。1996 年3 月1 日,上海率先颁布实施《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这是上海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它证明了上海开始以法制进行管理宗教事务,表明宗教工作走向成熟。

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每年一度的场所监督检查、创建宗教文明活动场所、法制宣传月活动、以及前些年两个专项工作(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都有力增强了上海佛教界的法制观念。一些寺院的改扩建工程,不再像过去随意搭建,基本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定走报批手续流程;有些寺院财务以前较为混乱,现金随意放置,通过多年场所监督检查和宣传学习,现已完全杜绝类似情况。宗教活动场所不仅懂得自身要遵纪守法,而且学会以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而言,过去无法可依,在管理中随意性大, 主要领导的个人痕迹很重。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中的“两维护、两明确、两规范”成为宗教工作的指针。

尾声

以上是我对上海佛教工作五个方面的亲历记录,虽然它们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也不足以反映上海佛教事业的整体面貌,但每一方面都折射出上海佛教界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变化。在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上海佛教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我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指导下,上海佛教将继续弘扬爱国爱教的伟大精神,坚持宗教中国化发展方向,上海佛教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张国铭,上海市佛教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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