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学老法师1921年出生于武汉，是太虚大师的再传弟子。新中国成立以后，慈学老法师和棲隐寺的法师们投入社会工作。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老法师以非凡的智慧和魄力把童装厂办得有声有色，之后又为抗美援朝部队缝军衣，做军被，保质保量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1951年，慈学老法师荣获武汉市三八妇女节劳动模范称号。
这段回忆还牵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老法师不动一刀一枪，巧用智慧保护了共产党烈士的遗孤……
慈学老法师口述
印宗法师等整理
01
一口气买一百台缝纫机
办童装厂
全国解放后，我和棲隐尼众学院的学生们一起投入了社会工作。开始，我们糊火柴、织袜子，但这两项活路不饱满，剩余很多劳动力没有事做。我建议当家师定初法师，到汉正街的服装行业去咨询了解情况，接收一些服装布料加工。
当家师父同意后，派体空法师和我一起到六渡桥找了一家童装厂，是做儿童服装的，我们说明来意，表示想做他们厂里的活，从中赚一点手工钱。童装厂离栖隐寺很近，老板信得过师父们，就答应了。
就这样，我们寺院的中青年、会做针线活的老师父都参加了童装加工。师父们依然上早晚殿，早斋过堂后，就开始上班。
开始做童装后，工人慢慢增加到100人了。看我们棲隐寺搞生产有声有色的，清济寺的比丘尼师父，还有些小庙的师父、道教的坤道也来参加工作。人员增加了，生产车间太小，只好腾出禅堂做车间，但还是比较拥挤。
随着社会的需要，政府开始领导和管理宗教工作了。1950年，武汉成立了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早期我参与了许多工作。凭着我的文化特长，负责登记武汉三镇寺院基本情况、僧尼基本信息。
做服装没有缝纫机是不行的，而我们寺院只有三部缝纫机，当家师父召集执事开会商量买缝纫机，看我平时参加佛教联合会的筹备工作，认识的人多，要我到归元寺去找方丈弥宝大和尚借钱买缝纫机。
我真的去了，大和尚听我说借钱买缝纫机，就问借多少，我怕借多了他不答应，只说借5000元，大和尚就一口答应了。
到财务室去领钱的时候，我写了两个5000的借条，心里想最好是能借1万。大和尚一看两个5000的借条，就笑了说：”你说借5000，却要1万？“
我说：”想借1万怕你没有，又怕您不借，就不敢说多“。
大和尚回答：”你们搞生产买设备是好事，找我帮忙哪能不帮呢？”我听了后好感动，连忙向大和尚顶礼。
钱借到了，但还要有计划票，刚解放的时候买缝纫车，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物资十分紧张，都是按计划分配的。
到哪里去找分配的计划票呢？我想到了政府，当时有市宗教处，处长姓严，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我和体空师一起去找他，说明扩大生产要买缝纫机。
他就问想买多少部，我问他能帮忙买多少部呢？严处长说：“你们想买多少部，就批多少部的计划票。”
我心想，哪有这么好的事，别人都说物资紧张、计划有限、数量很少，怎么可能是我们想买多少就批多少，心里还在想严处长是不是和我们开玩笑。
严处长并没有和我们开玩笑，原来是他有一个战友，一起转业回武汉，战友分在缝纫机厂当厂长，有一批外销的缝纫机遇到质量问题滞销在厂里，正愁着要怎样卖出去，正好我们来要计划票，严处长说我们运气真好！
就这样，我们一口气买了100台缝纫机回来，因为经济困难，只交了一半的钱，承诺一年后交清，这是严处长担保的。
当家师父又要我到归元寺去找弥宝和尚，向他要地方，扩大生产规模。经弥宝大和尚建议，市佛教联合会集体商量，同意将十方庵给我们扩大生产。
十方庵在大夹街，一百多个出家人每天步行十多分钟上下班，结伴同行，出门都是穿长衫，风雨无阻，大家还蛮快乐的。
02
武汉市妇联特别关心我们
引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童装厂逐渐走上了正轨，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特别关心我们，经常有人来厂里了解生产动态和工作情况。
有一天市妇联又有人来厂里，是一个叫曾赛珠的干部，厂里通知说她要求见我。见面后说话时，我不抬头看人，也没认出她是谁，只当她是市妇联的干部。
她说学师父你认识我吗？我摇头表示不认识，她说：“我是法正，从麻城到棲隐寺来的，后来你送我到汉正街智利精舍去做当家的法正啊！”我听了后慢慢就想起来了。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麻城一小庙里送来一个小沙弥尼，只是剃了头发，身上穿的都是在家衣服，来了不跟任何人讲话。别人都说她是个苕，傻呼呼的不说话，不识字，更不会上殿拜佛。
我看到这个傻孩子，不忍心看她这样，找了自己的出家衣服给她穿，教她洗澡剃头，换出家衣服；又教她学功课，念经拜佛；还跟她谈心交流，久而久之，傻孩子看我对她特别好，就开始跟我讲话，讲的还是真心话。
她说自己是为了逃命被迫剃头的，在她的老家麻城，公安局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员，发展他父亲入了党，她的父亲慢慢也发展了好多人。有一次组织了3000人，准备要搞一个起义，哪里知道国民党势力强，耳目多，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活动。
事后，国民党要把这些参加的起义者和家属全部杀掉，得到消息后，许多人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傻孩子的父亲是发起人之一，叫别人跑了，自己没有跑，家里的人也没有跑掉，全部捉来要杀头。
本来已是死在临头了，公安局长暗中保护了她。杀头的那一天，叫傻孩子的父亲，把她排在队伍前排的最左边，机关枪扫射的时候，有意的不扫到最左边，傻孩子免于一死。公安局长又秘密叫人把她送到麻城小庙里剃头当出家人，再安排人送到武汉来住进了棲隐寺，当家师父收留了她……
我听法正说这些话后心惊肉跳，整天提心吊胆的怕有人来查她，因此加倍的用心保护她。
小法正还是不跟任何人讲话，师父们叫她做什么，她都去做，也愿意跟着我学功课，学法器。后来汉正街智利精舍的当家师病重，临终前要把寺院交给我。我不敢去住小庙，又怕法正在棲隐寺，隔壁佛教正信会的人多，担心被人认出来了，就叫法正去了智利精舍。
解放后，市政府有人来棲隐寺调查当年的法正，找到智利精舍后，政府追认她为烈士的遗孤，还动员她还俗，安排在市妇联参加了工作。
曾赛珠来棲隐寺找我，看我们创办的武汉市第十童装厂，100多出家人参加社会工作，自食其力，特别赞叹！让她非常惊讶的是：我们依然还是出家人身份。
03
为抗美援朝战士做被服
荣获“全市三八妇女节劳动模范”称号
市妇联联系到军用衣被活，安排我们童装厂加工，还亲自来寺院开会，动员大家用心好好的做。
那些军用物资是抗美援朝用的，开始做军服要求很高，师父们没有经验，做的活全部不合格，针线扭曲不正、荷包贴的不规范、纽扣钉得不整齐……
看到这样，曾赛珠跟市妇联领导们商量，改做比较简单的被子床单。为了锻炼我们走直线，先安排我们做军粮袋，那活好做，按裁好的式样，缝纫机走直线就好。军粮袋做完后再做床单，也一样的好做，只要直线不弯曲就行了。最后做的是军用被套，也比较好做，不过比床单要复杂一点。
师父们通过一段时间做军粮袋、床单、被套后，直线都走得很好了，检验时没有不合格的。
看师父们车工都做得很不错了，曾赛珠又安排了军服来做，再做军服师父们就熟悉了，但大家还是抢着做军裤，相对比军装上衣简单一些。而军装上衣复杂，曾赛珠要求我们挑选车工优秀的师父们做。
前后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做军活，到底做了多少军用袋、床单、被套和军装，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当时做抗美援朝衣被时的心情现在还有。
市妇联委托曾赛珠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她开动员会的时候说过的话：“出家人要支持抗美援朝，要为国家做贡献，要以敬重佛菩萨的心敬重军人，要以爱护佛菩萨的心爱护国家……”这几句话我记了几十年啊！
武汉市政府为了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开展评选三八劳动模范活动，表彰各行各业的妇女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曾赛珠到童装厂来找我，说要推荐我参加市妇联代表会议，还推荐我为全市三八劳动模范。
我跟她说我是一个出家人，剃头现了僧相，就是大丈夫了，还去参加什么妇女会呢？三八劳动模范我哪里够资格？
曾赛珠耐心地跟我说，三八妇女节起因是为了纪念美国芝加哥的妇女要争取男女平等，我国妇女在解放前一向地位低下，长期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束缚。
现今中国解放了，妇女也一定要从不平等中解放出来，市政府要奖励妇女为社会建设作贡献；表彰妇女，也是希望还有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为社会进步作贡献！
她还说你们出家人没有离开寺院，创办第十童装厂，自食其力，服务社会；特别是为抗美援朝做军需物资，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政府下达的任务，确实是有功劳。
你作为童装厂的代表，参加三八劳模表彰大会，是政府对十童装厂的表彰，也是对你们佛教徒的表彰，其次才是对你个人的表彰，你一定不要有压力。
我想到她说是对十童装厂的表彰、对佛教徒的表彰，我就参加了1951年全市三八劳动模范表彰大会。走上台去领奖状和劳模纪念证的时候，脸都红了，好不自在；走下台回到座位上时，听到好多人议论说：和尚怎么能也当劳动模范？听到别人这样说，我心里惭愧极了。
后来我参加了武汉市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还选为市妇联执委，以后又参加了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同时也选为省妇联执委。
我们寺院组建的第十童装厂，在市妇联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曾赛珠的热情帮助下，生产秩序井然，活路十分饱满，似乎总有做不完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