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爱峰

武汉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

高昌回鹘地区的佛教信仰融合了汉传、藏传、以及龟兹等地的佛教元素，进而形成了汉藏佛教共融的格局。其信仰主要流行有的法华、华严、弥陀、弥勒以及观音等，观音信仰尤为繁盛。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的观音图像内容和绘画风格，解读高昌回鹘观音信仰的特点及与周边地区的交融。内容共分六部分：

首先，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开宝藏》《契丹藏》《赵城藏》等的研究，发现回鹘人以这些汉文佛经为底本，翻译出大量的回鹘文佛经，从而形成了汉藏佛教共融的局面。同时，作者将这一时期出土的观音图像分为三期、五种组合和两大体系。三期是从绘画风格上看，分别为：（1）9世纪中叶至10世纪，这一时期的观音像与敦煌的观音像非常相似，模仿痕迹较为明显；（2）11至12世纪，这一时期的观音像本土绘画风格已然成熟，造型庄严，遵循一定的造像法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3）13至14世纪，这一时期的观音像，虽也有部分精品，但总体上已呈现衰落趋势。五重组合则从石窟内的观音像以观音经变的形式来看，分别为：（1）单一的观音经变；（2）观音经变与佛本行经变的组合；（3）观音经变与鹿野苑说法组合；（4）观音经变与净土经变的组合；（5）观音与文殊、普贤构成的华严三大士组合。以上五种组合归属净土信仰和华严信仰两大体系。

第二，探讨柏孜克里克第14、41窟的两铺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画。两铺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画中，观音两侧配置六身菩萨，与主尊一起构成七观音组合，这与敦煌亦不相同，体现了回鹘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救难观音信仰的传播。第14、41窟正壁塑绘阿弥陀经变，侧壁塑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完整的呈现了西方净土信仰体系下的现世救难与来世往生思想。第４１窟正壁阿弥陀经变中的阿弥陀佛来迎图，体现了宋代中原和河西地区流行的新的净土往生思想在高昌的传播。

第三，以柏孜克里克第39窟的壁画为中心，探讨了观音、文殊与普贤三大士图像的华严思想背景。第39窟的观音位居正壁，与两侧壁的文殊、普贤构成洞窟的主体，而中央佛坛的释迦牟尼佛塑像与两侧壁的十大菩萨与四大天王，共同构成了宏大的说法、听法和护法场景，信徒礼拜三大士时宛若置身于庄严的华严海会之内。第39窟的三大士图像均以经变画的形式呈现，三大士各有眷属为其助会，某些眷属的像式与敦煌、黑水城同类题材的像式非常接近，体现了三地之间在绘画传统上的承袭关系。

第四，将柏孜克里克第40窟右侧壁的如意轮观音经变与敦煌石窟的如意轮观音经变相比较，其内容更加丰富，如十大明王、释迦与弥陀组合像等，这些新增的题材彰显了宋代中原与髙昌回鹘的佛教文化交流；从绘画风格来看，该经变融合了中原和龟兹两种画风，体现了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佛教艺术的多元化。

第五，重点探讨了柏孜克里克第17窟券顶的几幅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该经变是根据北宋时期印度来华僧人天息灾翻译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而绘制，作者认为中原的佛经翻译是高昌回鹘佛教发展与繁盛的源泉。同时，该经变作为新创作的经变画，不见于全国其它地区，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观音信仰形式的多样化和丰富的内涵。第17窟壁画的绘制年代，上限当在《开宝藏》入传高昌的景祐四年（1037），根据窟内出现的回鹘供养人判断，其下限当在回鹘归顺蒙古之前的13世纪初叶，纠正了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唐西州时期的说法。

第六，从柏孜克里克第29窟左侧壁的六字观音经变入手，首先分析了该窟的壁画内容与藏汉混合的绘画风格；其次，讨论了六字观音经变的像式，即主尊为六字观音，与两侧的六身观音共同构成了七观音组合。这样的组合，在吐鲁番石窟壁画和纺织品绘画中屡见不鲜，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七观音信仰的繁盛。最后，从出资修建洞窟的功德主有意将弥勒菩萨置于正壁，而将阿弥陀佛“偏居”侧壁，这反映了功德主在选择往生何种净土时，更倾向于弥勒净土。

总之，本文分别从高昌出土《千手经》《华严经》《如意轮观音经》《大乘宝王庄严经》等经变图的发展与观音形象进行了研究，由此窥见回鹘地区的佛教的兴衰的缩影，为我们研究西域观音信仰提供一个好的视角。

文图 | 惟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