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是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高峰期。在来到中国的众多日本留学生中，学问僧、请益僧占了相当比例。而在迎送日本留学生、留学僧和使团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大唐商人的身影。大唐商人在中日佛教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日佛教交流大唐商人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正式的遣唐使计有12次。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据日本史书记载，从公元608-882年，日本入唐的学问僧、请益僧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有92人，留唐的时间有五、六年，十多年或三十多年不等。

在日本学问僧、请益僧中“入唐八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八人。其中最澄和他的弟子圆仁、圆珍属于天台宗；空海和他的弟子常晓、圆行、惠运、宗睿属于密宗（真言宗）。

在日本派出18次遣唐使（第18次遣唐使实际上是最后一次，第19次遣唐使并未成行便终止）之后，真如法亲王为了解惑，也来到唐朝。波涛汹涌的东海，阻挡不了日本僧人追求佛理、质疑问难的决心。

常晓与圆行于承和三年（836，唐开成元年）五月“衔入唐命”，来回都跟随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因而无需考虑交通问题。慧运、宗叡、真如亲王的情况不同，须要自己解决往来的交通，他们的身份虽有不同，但不约而同的寻求了大唐商人（其中还包括一些为商业利益而冒称的新罗或渤海商人）的帮助。

慧运于淳和天皇天长十年（833，唐太和七年）被拜镇西府观音寺讲师，兼筑前国讲师，以为九国二岛之僧统，特勾当写大藏经之事。和尚固辞，不许，强赴任所……傥值大唐商人李处人等化来，和尚就他，要望乘公归船入唐……船主许诺云：“东西任命，駈（驱）驰随力。”遂至承和九年即唐会昌二年（842）夏五月端午日，脱躧两个讲师，即出去观音寺。在太宰府博太津头始上船，到于肥前国松浦郡远嘉值岛那留浦。而船主李处人等，弃唐来旧船，便采岛里楠木，更新织作船舶，三个月日，其功已讫。秋八月二十四日午后，上帆过大阳海入唐。得正东风，六个日夜，法著大唐温州乐城县玉留镇府前头。经五个年头，巡礼求学，承和十四年（847）即大唐大中二年夏六月二十二日，乘唐张支信、元净等之船，从明州望海镇头上帆，得西南风，三个日夜才归，著远值嘉岛那留浦。

贞观三年（861，唐咸通二年）三月，（真如）亲王被许入唐，六月十九日，发自池边院，南行……八月九日到著太宰府鸿胪馆……于时大唐商人李延孝在，前居鸿胪北馆……九月五日去向壹伎岛……更移肥前国松浦郡之柏岛，十月七日，仰唐通事张支信，令造船一支，四年五月造舶已了，时到鸿胪馆……七月中旬，率宗叡……等僧俗合六十人，驾舶离鸿胪馆，赴远嘉值岛。八月十九日，著于远嘉值岛。九月三日，从东北风飞帆，其疾如矢……著大唐明州之扬扇山。真如亲王后前往印度，并未归国。宗叡则于贞观八年（866，唐咸通七年）到明州望海镇，适遇弟子李延孝，遥指扶桑，将泛一叶。宗叡同舟，顺风解缆，三日夜间，归著本朝。

慧运是在大（太）宰府博太津头上船的，真如亲王出发前也曾在大宰府鸿胪馆停留。“大宰府是古代日本统管西海道九国二岛军政、民政事务，并具有外交管理功能的机构。”“大宰府之所以能够成为代表日本中央政府的第一线对外窗口，是因为日本外交交涉在此发生而又在此结束，也就是说，外国使节和一般外国人都由此入境和出境。”博太津又名大津浦、娜大津、筑紫大津、博多大津，“是大宰府的外港”，“就是现在的博多”港。“大津是当时日本对中、朝来往的门户，设有大宰府的外交机构筑紫馆，后模仿唐的鸿胪寺，改称鸿胪馆。鸿胪馆负责接待外国来使，办理出入境事宜。日本的使节外出或归国时也在这里停留，作渡海或回京的最后准备和休整。”而从《真如亲王传》的记载看，大唐商人李延孝曾居鸿胪北馆。又承和九年（842，唐会昌二年）八月，“太宰大贰从四位上藤原朝臣卫上奏四条起请，一曰：新罗朝贡……常怀奸心……寄事商贾，窥国消息……望请新罗国人，一切禁断，不入境内”，朝廷虽未准许，但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商贾之辈，飞帆来著，所载之物，任听民间令得回易，了速放却，但不得安置鸿胪以给食”。可见此前新罗商人赴日也应被安置在鸿胪馆。另贞观八年（866，唐咸通七年）“九月一日大唐商人张言等四十一人，驾船一艘来著太宰府，是日，敕太宰府安置鸿胪馆，随例供给。”因此，大宰府鸿胪馆也接待来日的外国商人。

由于大宰府的门户地位，赴日的大唐商人大都集中在此，其中不少人就居住在鸿胪馆。获得入唐许可的真如亲王，因当时并没有派遣遣唐使的安排，只得搭乘民间的商船。于是就由京都前往有大量大唐商人和商船聚集的大宰府，在那里向大唐商人李延孝咨询有关渡海入唐的事宜。但不知什么原因，真如亲王并没有搭乘李延孝的商船入唐。不过随真如亲王一起入唐的宗叡，完成求法任务回国时，倒是搭上了李延孝的商船。慧运的情况特殊些：镇西府是大宰府的异称，且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贞观六年（864，唐咸通五年）时，因为缺少通事，大宰府请求“留唐僧法惠，令住观音寺，以备通事”。可见慧运所在的镇西府观音寺应该就在大宰府的附近。如此慧运日常就有接触往来于唐日间经商贸易的大唐商人的可能，对唐日之间的交通往来应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在其准备入唐巡礼、求法时，直接找了刚到大宰府的大唐商人李处人，请求他的帮助，在得到李处人的许诺后，着手准备入唐事宜，等李处人等唐商完成贸易后，直接在大宰府博太津头登上了入唐的商船。

慧运返回日本时，搭乘的是“张支信、元净等之船”，真如亲王与宗叡入唐时，搭乘的也是张支信的海船，《真如亲王传》还清楚的记录了张支信的身份为“通事”，即翻译。贞观六年（864，唐咸通五年）时，大宰府曾上奏：“大唐通事张友信渡海之后，未知归程。唐人往来，亦无定期”。高楠顺次郎、小野胜年、木宫泰彦、黄约瑟等都认为张支信就是张友信，笔者也认同这一说法。而《请弘传两宗宫碟案，草本第一》（851）明确记载张支信的另一个身份——“唐国商人”。847年张支信的商船搭载着慧运回国，这是现在所能见到张支信最早到达日本的资料，而9世纪中叶，“由于唐商独立前往日本贸易的增多，日本急需专长于中国语言的翻译人员”，从经常赴日的唐商中选拔应是不错的选择，故而大宰府直接任命唐朝商人张支信为“大唐通事”。但张支信主要的身份还是商人，不可能在大宰府常住，还要返回唐朝做下一轮贸易事务（即所谓“唐人往来，亦无定期”）。可见，慧运返日，真如亲王等入唐，也是搭乘的大唐商人张支信的商船。

为何选择大唐商人？首先由于地理因素的限制，能在唐日之间往来的交通工具就只有大型的海船，而当时能够拥有或雇用这些海船的，也只有商人（即使是商人，大多数情况也还是许多人一起雇用）与以朝贡为名的官方使节（且不说其中不少兼有商贸目的或原系商人者）。因而对那些非官方派遣而要入唐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侣来说，跟随商人与之同行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五家中的常晓和圆行是搭乘专门修造的“遣唐使舶”前往大唐的，但是回国的时候，因为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嫌使船不完备，最后从楚州（今江苏淮安）“驾楚州新罗船九支，傍新罗南以归朝”。足见9世纪中叶日本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仍较为落后，加之日本商人在唐日间长途贩运中的缺位，因而选择日本商人与商船的可能性极小。

新罗人有优良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新罗与日本间的私人贸易活动，可能7世纪后期便开始了，此后还一直掌握着唐日贸易的主导权。但到9世纪中叶，李延孝等“大唐商人”崛起并“担起领导角色”。从上引承和八年日本对新罗商人政策的调整可知，9世纪中叶，对在日贸易的新罗商人的限制也极严格。此外，8世纪时，由大宰府（博多）出发，航行至肥前国松浦郡的值嘉岛（即今天日本九州长崎外海的平户岛及五岛列岛的旧名），海船在这里候风起航，中间不再停靠，一气呵成横渡东海，直达中国东部沿海的航线被发现，这条航线也就是慧运、宗叡来回时所走的路线。这条航线实现了唐日间的直通，不必像过去那样必须经朝鲜半岛绕行，大大节省了航行的时间。从上引《慧观传》、《真如亲王传》的记载看，由大唐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到日本值嘉岛的航行时间只有“三个日夜”。因此，到9世纪中叶时，这条航线已成为唐日间最主要的交通路线。当时的日本史籍也指出，值嘉岛“地居海中，境邻异俗，大唐、新罗人来者，本朝入唐使等，莫不经历此岛”。综上，9世纪中叶时，大唐商人已取代新罗商人成为中日间往来兴贩贸易的主力，因而对非官方派遣而想要入唐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侣而言，跟随大唐商人与商船往来已成为他们最主要的选择。

其次，有些大唐商人拥有丰富的航海、造船技术与经验。如张支信，除了大唐商人、大唐通事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商船上的“柂师弦张支信”。高楠顺次郎认为“弦”字难解，可能弦张支信是张支信的日本名字，也就是说张支信应是这艘船的柂（舵）师。笔者认同高楠氏的观点，且即使“柂师弦”是一个专有名词，但从名称看肯定也和掌舵、领航有关，其在航行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船的还有一位“柂师弦任仲元”，任仲元在贞观八年（866，唐咸通七年）时，因为“非有过所，辄入京城，令加谴诘，还大宰府”，黄约瑟的研究指出，“这些入京的唐人主要是商人”，任仲元就是其中之一。可见任仲元也是一位掌握航海技术的大唐商人。李延孝是9世纪中叶活跃在唐日之间的重要商人，见于史料记载的赴日贸易就有8次。最早的是853年圆珍随“李延孝船”入唐，最晚的是877年圆载搭乘李延孝的商船回日，但途中遇难，两人同时溺死。当然李延孝实际往来的次数肯定更多。张支信在9世纪中叶也频繁的往来于唐日之间，兴贩贸易，次数不少于李延孝。多次的往返，自然会积累下丰富的航行经验。此外，从《真如亲王传》的记载看，张支信还应懂得海船的修造，送真如亲王入唐的船舶，就是由他组织，在日本新造的。无独有偶，从《慧运传》的记载看，李处人也懂得船舶的修造，慧运随李处人等离开大宰府，航行至值嘉岛，“船主李处人等，弃唐来旧船，便采岛里楠木，更新织作船舶，三个月日，其功已讫”。可见，9世纪中叶时，活跃在唐日之间兴贩贸易的大唐商人中，有些还掌握了丰富的航海和造船技术，这也成为有巡礼、求法志向的日本僧侣多选择搭乘大唐商人的商船入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是能够顺利到达中土的重要保障。

此外，中土对大多数入唐的日本僧侣来说都是从未到达过的地方，选择跟随大唐商人前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商人就来自大唐，而且由于经商的需要，对各地的山河险阻、道路关隘、风土人情等都有所了解。与他们同行，不仅能借助他们的交通工具，还能获得有关目的地的相关资讯，有利于入唐日僧更好地达成他们巡礼、求法等目的。这些大唐商人由于长期赴日经商贸易，其中不少人较熟练地掌握日语，比如张支信曾任大宰府的“通事”，因而想要入唐的日本僧侣与他们沟通更方便。而且当求法僧抵达大唐后，这些商人还能继续发挥“通事”的职能，甚至是帮助处理一些事务，协助这些日本僧侣达成目的。比如慧运在大唐求法期间，李处人“东西任命，駈（驱）驰随力”。张支信在真如亲王到达明州后，一度担任了翻译的工作；而任仲元还与真如亲王一起“驾江船牵索，傍水入京”，“陪同真如在唐国内处理各种事务，不过大概同时经商”。

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载，商人和长期侨居中国东南沿海的新罗人在航海行程中承担了咨询或顾问的角色。船舶登陆以后，他们与当地政府接洽并疏通关系，安排住宿，保管行李，并随时探知朝廷信息。因此，日本僧人对大唐的认识与了解，从他们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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