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现今世界佛教「活的传承」，分为汉语、藏语和巴利语三大脉络。由于南传上座部是现今唯一保有本于印度佛教早期完备三藏典籍的活传承，因此，直接从巴利语译出上座部三藏及藏外注释文献，以充实汉译佛典之宝藏，并与古传的汉译佛典相互比对发明，是极具意义的工作。

巴利注释文献对其所注的经文提供大篇幅的语汇释义，保存了佛法相当古老的部份，是研究原始佛法及对现存汉译佛典的校勘和注释上，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本文并以汉译《一切漏经注》的翻译研究成果为例，说明上座部巴利文献发展中，巴利注释文献与经义分歧处，由之探讨佛教思想的演变。

当前佛教三大传统各有其演变与发展，对巴利注释文献进行汉译工作，将能深化对佛教思想及历史演变的理解，对于不同的佛教传承所开展的理论和修行体系，能有客观的了解和尊重。如是，可增进世界不同语系佛教的高层次对话、交流与互鉴，并令汉传佛教以集佛教典籍菁华之大成作为稳固的典据基石，引领世界佛教共同开启佛教文化的时代新机。

一、引言：世界佛教三大系「活的传承」

现今世界佛教「活的传承」，分为汉语、藏语和巴利语三大脉络，各自存有世界三大完整佛典──汉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及《巴利三藏》──之一，传承至今。代表初、中期印度大乘佛教的汉传佛教，盛行于中国、台湾、韩国及日本等地；代表后期印度大乘的金刚乘，盛行于西藏及喜马拉雅山地区，一般称为藏传佛教；承继初期印度佛教的上座部，盛行于南亚的斯里兰卡，并由斯里兰卡辗转流布至东南亚地区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地和中国云南省西南地区[中国大陆是汉传、藏传和南传巴利语系佛教都存在的国家，云南省傣族即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段晴教授指出：上座部佛教经典和疏释亦随之一同流传。这些著述概括了南方上座部佛教律、经、论的详尽注解，加上佛音所着的《清净道论》，形成了一大部完整的上座部佛教丛书，它不仅是在大寺派的传统基础上阐述了上座部佛教的教义，还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斯里兰卡历史的重要史实，是研究上座部佛教哲学思想的参考文献。

参见：段晴教授《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中西书局，2012）。]称为南传佛教，这是存留至今唯一使用印度原语的佛教传承，巴利语在这些地区的宗教生活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汉文佛典

汉文佛典的内容完整，数量庞大。现存汉译佛典的底本主要来自梵语佛典，它的翻译年代相当早，近年来国际学者逐渐重视到汉译佛典反映出早期原典文献的字音、结构和思想；由于源头文本多已不存，汉译佛典保存了大量部派佛教的文献内容，对于了解该时期的佛教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佛经初传东土

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东土，佛经汉译的工作亦随之开始。西域诸国的高僧来到中原，将本国语言的佛经译为汉语。初期，佛经的翻译尚处于随缘译出、残全不定的阶段。直到曹魏时期，朱士行（203～282）往于阗寻求《般若经》梵本，成为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地僧人；此后，汉地佛教徒们主动前往西域乃至印度求取完整的佛经梵本。三国时代译经家支谦（222～253译经）于《法句经》〈序〉中指出，天竺语言与汉语迥异，翻译佛经实为不易：「惟佛难值，其文难闻，又诸佛兴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佛典的汉译委实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参见：范晶晶博士〈汉译佛典与译场〉（梵佛研，2015-06-29）。]至隋唐以降，以梵文文献为原本的汉译佛经，蔚为大观。透过语言和文字，佛教的传播络绎于途。而文字的传播尤能跨越时空，久远流传。

（二）近代汉文佛典的编辑

日本大正年间，以《高丽藏》为底本对汉译藏经进行编辑校勘，1934刊刻出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

中国大陆方面，依据上世纪30年代发现的《赵城金藏》为基础，以《房山云居寺石经》等其他八种版本互相校对，完成汉文《中华大藏经》，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台湾的CBETA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对佛典进行电子化，是目前最为通行的大藏经版本。至2015年，CBETA汉文大藏经主要收录：大正新脩大藏经（T01-55&T85）、汉译南传大藏经；另含历代藏经补辑，包括部分选录房山石经、金版大藏经、高丽大藏经、宋藏遗珍、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嘉兴大藏经、乾隆大藏经、卍正藏经、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国家图书馆善本佛典；又含新编的：藏外佛教文献、正史佛教资料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等内容。

三、上座部巴利文献

流传至今的佛教原典语言，主要由巴利语、犍陀罗语[巴利语佛典和犍陀罗语佛典并列为现存佛陀言教的最早传录。近一世纪，印度西北和中亚一带出土不少犍陀罗语佛典的残篇，其中有些的抄写年代能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和梵语等三种语言写成。由于南传上座部是现今唯一保有本于印度佛教早期完备三藏典籍的活传承，历来为佛教研究与实践者所重。

（一）巴利三藏

《巴利三藏》是以巴利语记录的南传上座部律藏、经藏、论藏，对于研究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极具参考价值。律藏，含〈经分别〉、〈犍度〉、〈附随〉三部分。经藏，分为《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等五部。前四部与汉译《四阿含》相当；《小部》中除一些零星的单品外，多未译成汉文。论藏，包括《法聚论》、《分别论》、《界论》、《人施设论》、《论事》、《双论》及《发趣论》等七部。

巴利（Pāli）一词原为圣典之义。直到六七世纪，「巴利」还不是一种语言的名称。「巴利语」（Pālibhāsā）是一个后造的词汇。[在觉音论师的注释中，Pāli用以指称佛教圣典原本，以别于注疏。

参见：叶少勇教授〈汉巴利语与佛典〉（梵佛研，2015-04-26）。]关于巴利语的性质，斯里兰卡传统上视为佛陀当年所说的摩揭陀语（Māgadhī），然近代各国学者对此争论多年。但实际上，巴利语也可能是在古代印度北方各种方言混合的基础上产生，是一种在佛典结集时「创造」的语言。[徐文堪教授〈书评《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巴利语是语言而不是文字，所以在佛教南传的过程中，巴利语佛典曾被转写成僧伽罗字母、缅甸字母、高棉字母、泰文字母、老挝文字母以及三种傣文字母等多种字母所书写的巴利音写本，而没有专属的书体。近代还有使用天城体和拉丁字母转写的刊行本。

1881年创设于伦敦的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历经百余年完成了巴利三藏的原典校勘和英译。日本于1936-1941年间，依据巴利圣典学会的校刊本和英译本，翻译出版《南传大藏经》六十五卷共七十册。除巴利三藏之外，还收入藏外典籍《弥兰王问经》、《岛史》、《大史》、《清净道论》、《摄阿毗达磨义论》和阿育王铭文等。

（二）汉译巴利三藏的愿行

汉、藏和巴利三系不同佛教传统于相隔数世纪后的会遇，佛典思想内涵的交流与互鉴，乃现代佛教极为重要的发展。

两千年来，流布于中国的汉传佛教以初、中期大乘为主，历史上仍未有巴利三藏的系统化汉译。1943年「上海普慧大藏经刊行会」成立，原计划出版南传全部佛典，但后仅由日译《南传大藏经》转译六册为汉文。1990年代，台湾元亨寺吴荖择居士组成「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将日译《南传大藏经》转译为汉语，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70册），是目前唯一较为完整的汉译本，但因为不是直接译自巴利原文，正确度上仍有不少疑虑。

直接由巴利语译出完整的上座部巴利三藏，为近代汉传佛教学者的心愿。巴利语直译为汉语的佛典，至今只占原典的极小部分。[  近代，陆续有单译本问世，例如：汤用彤（1893-1964）先生译《南传念安般经》，法舫法师（1904-1951）译《三宝经》、《吉祥经》、《南传大悲经》，叶均先生（了参法师）译《法句经》、《清净道论》、《摄阿毗达摩义论》，巴宙先生译《大般涅槃经》、《弥兰王问经》，邓殿臣先生译《长老偈•长老尼偈》，郭良鋆女士和黄宝生先生合译《佛本身故事精选》，郭良鋆女士译《经集》，邓殿臣（1940-1996）教授译《长老偈》、《长老尼偈》，巴宙（1918- ）先生译《南传大般涅槃经》、《南传弥兰王问经》，韩廷杰（1939- ）先生译《岛史》、《大史》等等。香港佛教界，如志莲净院萧式球居士等，近年来也进行对巴利佛经的汉译，译出部分经文。台湾的蔡奇林老师、关则富老师、邓伟仁老师、许洋主老师等，近年也进行巴利尼柯耶的汉译。] 2009年，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梵佛研）的段晴教授、王邦维教授和萨尔吉副教授与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Dhammachai Institute）签署启动了中国对巴利语佛典首次系统化的汉译，依据法胜大学提供的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最新精校版巴利文大藏经，于2012年汉译出版《经藏•长部》。

（三）上座部巴利文献发展三时期[参见：菩提长老〈前言〉《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香光书乡，2014）。]

然而，若要深入了解上座部佛教，仅研究巴利三藏仍是不足的。巴利文献还包括许多藏外典籍，如各种注释、义疏，也需予以重视。

上座部文献最早由四部「尼科耶」（Nikāya）及《小部》中古老的部分如《经集》、《法句》、《长老偈》及《长老尼偈》为代表。

上座部教义第二期，是《论藏》及《小部》中较晚的著作。例如《无碍解道》和注释《经集》部份语词的两部《义释》。在这个阶段，上座部特有的分析方法开始成形。

然而上座部对佛法特有的诠释，直到五世纪抵斯里兰卡的印度僧人觉音（Buddhaghosa）论师所作的巴利注释书，方才臻于圆熟。觉音论师以巴利语撰述《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并编纂了保存于斯里兰卡古都阿耨罗陀补罗（Anurādhapura）的「大寺」（Mahāvihāra）里，以早期僧伽罗语记录的古注。古注的最早层，也许远至佛世后印度的最初几代，后来的部份可能在公元前三世纪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增添。[一般认为觉音论师所引用的僧伽罗古注，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就已经完备，其后似乎没有再增添。不过这些僧伽罗古注，今日已经全部亡佚，由觉音论师编纂的注释书所取代。]觉音论师撷诸古注释师对四部的注释，去芜存菁，汇编成四部注释书，将之译成巴利文体。

南传巴利经藏「五部」（五尼柯耶（nikāya））包括《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皆各有其「注释书」（aṭṭhakathā），包含了数十、或数百、或数千经中每一经逐字逐句的单篇注释（vaṇṇanā），形成了卷帙浩繁、篇幅庞大的注释文献的一部份。这些卷帙浩繁、篇幅庞大的注释文献，除了《小部》注释书外，其余四部注释书，皆出于觉音论师的编译。公元六、七世纪左右，由于语言的时代变更，注释书中一些语句变得晦涩难懂，因此有法护论师（ācariya Dhammapāla）为注释书作注，即所谓的「疏钞」（ṭīkā）。不过，也有部份现存的《小部》注释书是出于其手的，如《长老偈注》（Theragāthāaṭṭhakathā）、《长老尼偈注》（Therīgāthā-aṭṭhakathā）、《感兴语注》（Udāna-aṭṭhakathā）和《如是语注》（Itivuttaka-aṭṭhakathā）。其后，有人为疏钞作注，称为「复疏」（anuṭīkā）[ 巴利三藏中律和论有「复疏」，但经藏中仅《长部》的第一部份除了「疏钞」(ṭīkā) 之外，还有「复疏」(anuṭīkā)，称为「新疏」(abhinavaṭīkā)，其余四部皆只有「疏钞」(ṭīkā)，即所谓的「旧疏」(purāṇaṭīkā)。]。这些注释书、疏钞与复疏统称为「注释文献」。[ 摘自：庄博蕙博士译著《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香光书乡，2014）。]

四、由巴利注释文献与经义分歧处，探究佛教思想演变

（一）注释文献的特色

注释书的巴利语统称为Aṭṭhakathā，意思是「涵义（aṭṭha）的讨论（kathā）」。注释文献在注解经文上主要特色有三：

1语汇释义──字词、术语的阐释。以较熟悉的语词，厘清原典中重要术语之义。

2义理阐发──解释义理的涵义。通常关涉上座部教义体系而诠释原典中一个语词或段落。

3传述背景缘起和故事。这些流传中的传说故事，标记了佛法与佛教在流传、普及化中，融摄当地的通俗传说。

（二）注释文献与经义分歧处[摘自：庄博蕙博士译著《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香光书乡，2014）。]

注释文献以南传上座部教义为出发点，逐字逐句注释每一部经典，至今仍是上座部解经的重要依据。然而注释文献与经义仍有分歧处。对此，我们须细加辨别。以《一切漏经注》为例，《注》与《经》的不同略举三点为例：

1经说「三漏」，阿毗达摩及注释文献说「四漏」。虽然《导论》（Netti-pakaraṇa）和《藏释》（Peṭakopadesa）提及四漏，但二者在斯里兰卡上座部系统中并未列入经藏，只列属于经、注间的过渡作品。缅甸系统迟至公元1871年第五结集时，才将二者收入经藏中的《小部》。汉译「四阿含」也未有「见漏」之说。然而阿毗达摩和注释文献，以「见漏」名一切见，将之与原始的「三漏」相提并论。

2《一切漏经注》中「四道四果」的修证次第，不同于巴利经典和阿毗达摩的「四双八辈」（cattāri purisayugāni, aṭṭhapurisapuggalā），也不同于汉译阿含的「四向四果」。

3种姓剎那：上座部阿毗达摩在须陀洹道之前，尚安立一「种姓剎那」。而巴利经典中并未有「种姓剎那」的概念。

南传注释文献以南传特有的论藏教义出发，详解「五部」中每一部经典，紧密结合了佛所说法和上座部传统的诠释系统，为此一传统的行者提供了扎实的教理依据。言简意赅的经文配合巨细靡遗的经注，详尽确实的指导修行，早期的经典不再只是二千五百年前佛陀教导弟子的大纲式的文字记载而已。然而，若能于读经看注的同时，了知经与注之间存在的歧义，则更能了解当前三大佛教传统实各有其演变与发展。如此，对于不同的佛教传承所开展的理论和修行体系，能有客观的了解和尊重。

五、由巴利文献，探讨汉译阿含的相关译词[摘自：庄博蕙博士译著《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香光书乡，2014）。]

汉译「阿含」紧密对应巴利「尼柯耶」，现代学者对同一文本的巴汉对应版本及保存于梵文、藏文、犍陀罗语和其他语言的版本进行校勘与比对，这些典籍对现存汉译佛经的校勘和注释是不可或缺的。

巴利注释文献的注文对其所注的经文都提供大篇幅的语汇释义，不论是浅显或深奥隐晦的单字语词，都一一加注说明。学界普遍认为这一部份属于注释书的古层，保存了佛法相当古老的部份，可以上推至部派分裂之前，甚至于第一次结集时，与佛陀的原始教法息息相连[Ñāṇamoli(1975/1991)，页xxxii。又今人的研究中，显示《相应部》注文中的语句，也出现于汉本《杂阿含经》中，详见温宗堃(2006)〈巴利注释书的古层──杂阿含经与相应部注语句交会的几个例子〉。温宗堃以Norman,K.R.的论点为出发点，列举并探讨巴利注释文和汉译经文一致的例子，认为我们不能将阿含圣典和注释书传统截然划分，认为前者一定早于后者。]，是研究原始佛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略举二例，由巴利注释书探讨汉译阿含的译词：

（一）五种欲（pañcakāmaguṇā）

pañcakāmaguṇā为「五种欲」，指可意、可爱、与贪欲相连、引起染着的眼所识色、耳所识声、鼻所识香、舌所识味及身所识触这五种色声香味触之欲。

虽然「五欲功德」一词常见于汉译阿含中，但guṇa在早期巴利经藏中只有「种类」和「摺」二义。前者是最常见的就是pañcakāmaguṇā（五种欲）一词，后者如catugguṇaṃsaṅghāṭiṃpaññapehi（你把僧伽梨衣摺叠成四摺），较少出现。到了《小部》中较晚期的作品如《佛种姓经》（Buddhavaṃsa）和《譬喻经》（Apadāna），开始有「功德」的涵义。阿毗达摩中没有guṇa一字，但注释文献中guṇa做为「功德」之义使用，非常普遍。不过，即使在注释文献中，pañcakāmaguṇā中的guṇa还是只能作「种类」解，不能诠释为功德。

（二）离贪、消逝（virāga）

virāga（离贪；消逝、灭去）：此字有「离贪」、「消逝」二义。

1「离贪」，《杂阿含经》及《中阿含经》中作「无欲」。「离贪」之贪有「染」之义，乃因 rāga 由动词 rajjati（染色、染布之「染」）而来，加上字首 vi-（离）而成「离贪染」。「离贪」经常作为涅槃的同义语，如「准提！尽一切法，或有为、或无为，离贪说为其最上，即：粉碎憍慢、去除渴求、根除执着、切断轮转、灭尽渴爱、离贪、灭、涅槃。」[《增支部5集32经》。 “Yāvatā Cundi, dhammā saṅkhatā vā asaṅkhatā vā, virāgo tesaṁ aggamakkhāyati, yadidaṁ-- madanimmadano pipāsavinayo ālayasamugghāto vaṭṭupacchedo taṇhākkhayo virāgo nirodho nibbānaṁ.” (AN. 5:32, VRI 2.32)]

2「消逝、灭去」之义，和khaya（灭尽）和vaya（衰灭）同义，如经说：「何为缘生法？诸比丘！老死无常、有为、缘生、灭尽法、衰灭法、消逝法（virāgadhamma）、灭坏法」。在此，virāgadhamma不可说为「离染法」、「离贪法」或「无欲法」，而是「消逝、灭去」之义，和无常、灭尽、灭坏等词涵义相近。

六、巴利《一切漏经注》汉译

（一）《一切漏经注》（Sabbâsavasuttavaṇṇanā）

《一切漏经》（Sabbâsavasuttaṃ）系南传上座部巴利藏《中部》（Majjhima Nikāya）第2经，[ 北传汉译与之对应的经典有：一、东汉(25-220)安世高译《一切流摄守因经》；二、东晋(317-420)僧伽提婆译《中阿含10漏尽经》；三、《增壹阿含40七日品6经》「净诸漏法」。]其注释《一切漏经注》（Sabbâsavasuttavaṇṇanā）辑于觉音论师于五世纪汇编的《中部》注释书《破除疑障》（Papañcasūdanī）中。

《一切漏经》纲要式的记载佛陀所说的修行方法，以知见「如理作意」和「非理作意」为始，经由「体见、防护、受用、安忍、回避、除遣、修习」七种方式断除诸漏，是实修的最佳指引。

《一切漏经注》更根据上座部阿毗达摩教义，详释经中所述的修行方法和进程。例如：采十七剎那心路过程的法义，以眼门心路说明眼根防护；又如：详述圣弟子证道前的观修内容。凡此皆对好乐研修南传上座部教理及禅法者，在行解相应上有实际的助益。

（二）《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出版

2014年底，香光书乡出版社出版了《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 《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PDF全文 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fashin/asava_index.htm]菩提长老（Ven. Bhikkhu Bodhi）特为此书撰写〈前言〉，指出：注释书中最重要的是四「尼柯耶」的注释书，对于欲就当前上座部传统的诠释而理解巴利经典者，熟悉这些注释书有其必要。然而，目前已译成英文或其他现代语言的注释书资料甚少。本书乃创先之尝试，给予中文读者一篇重要巴利经注的译作。

本书由菩提长老的门生庄博蕙博士，由巴利原典中文翻译整篇《一切漏经注》。在译事三要──信、达、雅，译者以信为要，力求不失于达，雅则尽力为之。以信为要，是期许这有史以来第一本汉译的巴利注释书，能作为学习注释巴利的巴汉对读本。

庄博蕙博士并为此译撰写〈导论〉及许多宝贵的脚注。脚注多取自法护论师《一切漏经疏》，一些系根据当代巴利经论学者菩提长老的讲解。注释文献以南传上座部教义为出发点，逐字逐句注释每一部经典，是上座部解经的重要依据。然而注释文献与经义仍有分歧处，本书〈导论〉对之有颇具启发性的探讨。

本书《一切漏经注》巴利部份采英国圣典协会版（Ee，即PTS）[ Roman-script edition Pali Text Society - PTS (英国巴利圣典学会版）。]为底本，对照缅版（Be）[ 缅版(Be)：Burmese-script edition (缅甸第六结集巴利藏网络版)。]，两个版本的异文请锡兰善觉（Subodha）长老协助查阅尚无罗马拼音转写的锡兰版（Ce）[ 锡兰版(Ce)：Sinhala-script Simon Hewavitarne Bequest edition (1933)(锡兰字体版巴利藏)。]注文，再请菩提长老依法义作最后取舍；长老有时还查证了泰文版，而有此书的「香光校勘版」。

七、结语

当前三大佛教传统各有其演变与发展。巴利注释文献的汉译，对世界佛教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不但能充实汉译佛典之宝藏，与古传的汉译佛典相互比对发明，还将能深化对佛教思想及历史演变的理解，增进世界不同语系佛教的高层次对话、交流与互鉴，对于不同佛教传承所开展的理论和修行体系，能有客观的了解和尊重。

诚如菩提长老所言：中译巴利契经可供利用已有数十载。虽然这些译本未臻完善，但新译工作已在进行之中，将提供「尼柯耶」更精确的翻译。然而，注释书的翻译也是有所需求的。在这方面，《一切漏经注：巴汉校译与导论》诚然做了破土发轫的贡献。我们期盼中译巴利注释书更多持续经久的努力。也期盼：敬学我们佛教内各种不同的传统，将促进佛弟子之间的和谐，并赋予佛教在现代世界中崭新的生命力。

作者：香光书乡出版社编辑‧香光尼众佛学院教师 释见晋

原标题：汉译巴利注释文献──对世界佛教交流互鉴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