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顾瑜

浙江工商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原标题：日本遣明使与中日观音信仰—以遣明使日记为中心

明朝期间，日本室町幕府向明朝政府遣使十余次，时间先后持续一百多年。这些渡海而来的遣明使将其入明的经历详细记录在日记中，这些日记除了记载当时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相互交流情况外，还有对于祭祀仪式的记录较为频繁，而其中与观音信仰有关的仪式更是引人注目。文章作者以遣明使的日记为研究对象，分析当时中日两国的观音信仰以及日僧眼中的中国明代观音信仰。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文章主要通过笑云瑞诉的《允澎入唐记》、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和《再渡集》这三部日记中的相关记载，分析了遣明使在船上的祭祀、忏法等仪轨中与观音信仰有关的活动，从中发现僧人的随身携带物中有观音像，在船上日常修学的仪轨主要是观音忏仪或诵观音经，以及船在海上遇到险阻时，船上人员也会念诵观音名号，祈求菩萨的庇佑。由此可见，观音信仰不仅是遣明船上重要的守护神，也是船上僧侣修习忏法仪轨时的主尊对境。作者认为其原因来至于遣唐使船上观音信仰的继承与传承（在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发现船上已有观音信仰的痕迹），而且将这种信仰更加发扬光大。

其次，探析遣明使在明朝的观音信仰活动。遣明使日记中的记载，历代遣明使皆有登山参拜观音菩萨的记录，特别策彦周良为代表的使臣曾多次朝拜“海天佛国”，其原因是一方面在入明的行船途中遭遇险难，祈祷菩萨使得幸免于难，感恩于菩萨的加持；另一方面普陀寺是遣明使踏入异地参拜的第一个佛寺，对观音的朝拜也是地理位置的便捷。另外，日记中记载在遣明使与明朝寺院会晤中，不仅得到了寺院僧侣的热情接待，还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尊重与友好，显示了信仰超越国界的现象。

最后，分析遣明使眼中的明代观音信仰。从《初渡集》与《再渡集》中就了解到明代正统之后的嘉靖年间，诸大寺院香火鼎盛，佛像庄严，亭台楼阁、堂宇回廊也气派非凡，且此时期的观音信仰较之遣唐时代在民间则更为普及。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与明代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朝政府以及皇室成员对诸大寺院供养的字样常见了寺内的牌匾之中，且地方官吏也对寺院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使得此时期的佛教与观音信仰在明代社会达到了顶峰；二是根据观音像组合方式和供养位置差异的分析，说明了在这一时期观音信仰不仅限于皇室，而是渗透流行到了各个阶层以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