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大师在日本弘法传律，兴建佛寺，行医辨药十年如一日。

且不仅仅是在佛教方面，鉴真大师在文学、饮食、医学、建筑、等方面亦推动了日本社会的重大发展，为中日交流做了巨大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被日本人民尊称为“文化恩人”、“律宗初祖”、“建筑之父”和“医药之圣”等。

佛教影响

早在鉴真东渡之前，日本便已经受到佛法的熏陶。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里，就明确宣布要“笃敬三宝”。所谓“三宝”，指的就是佛法僧。

然而佛教东渐，几经传译，佛经难以被正确解读，传到日本时难免混乱无序。甚至连僧尼取得正式僧籍必需的“具足戒”，也因难以凑齐有资格作“三师七证”的高僧大德而无法授受。

是以佛法虽东流至日本国，但出现了有其法，却无法传法人的尴尬境地。

公元742年，即将返日的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二人专程到扬州拜谒高僧鉴真大师，恳邀鉴真赴日本传播佛教。

时年已55岁的鉴真接受了邀请，在此后长达11年的时间里，鉴真及其随从历经艰难险阻，在经过5次东渡的失败后，终于在754年1月23日抵达日本九州岛，先后追随其赴日者死36人、退200余人，最后随入日本的仅有24人。

鉴真大师亲自到日本弘法这一伟大的举动对日本佛教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日本佛教学者村上专精将其比喻为，“佛法真如冲破无明长夜的黑暗，呈现明月般的光辉。”

鉴真大师到达日本后，在东大寺设立戒坛，此为日本正规受戒之始。随船带去大量的佛教典籍，逐渐改变了日本经书错误百出的局面，奠定日本律宗的理论基础。

而后鉴真大师受日本天皇封“传灯大法师”、“大僧都”称号，统领日本所有僧尼，改变日本僧侣的无序状态，建立了统一规范的“三师七证”制度，首次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规。

彼时，日本各地前到奈良向鉴真大师学习戒律的僧人络绎不绝，鉴真大师是以特地督造了仿中国唐朝建筑的木结构“唐招提寺”。

759年8月1日，唐招提寺建成，天皇再次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而僧人完整的教育体系也随之建立完善起来。

可以说，鉴真大师的东渡，改变了日本僧侣的无序状态，促成日本佛教界的整肃，奠定了日本佛教发展的基础。

然而鉴真大师东渡传播的也不仅仅只是佛学，同样也促进了中华盛唐文化的交流传播。

文化影响

鉴真大师所处的盛唐时期，中华文化在整个东亚是高屋建瓴一般的存在，在文字和文学语言、哲学、法律和制度等诸多方面。其中，中国的书法在传入日本后被称为“书道”。

鉴真大师在第六次东渡的时候，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日本对王羲之父子的书法尤为推崇，学习王书一时就成了“书道”的主流。

医药影响

另一方面，七世纪的日本医药基本操纵在僧侣们的手里，专业的医师还没有成长起来。

鉴真大师是著名的僧医，熟识医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旧能用鼻子嗅辨药物而绝无差错。大师在日本期间，广授医学、医药的知识，同时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的知识，后来整理出《鉴上人秘方》一卷，极大地推动了日本传统医学地进步与改革。

于是，鉴真也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一直到17、18世纪，在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会印着鉴真的图像。

饮食影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豆腐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到了唐代，豆腐已是僧侣的日常食品，许多豆腐制品被称为“素肉”。

然而在日本，一直到鉴真大师到达日本之后，才逐渐出现了关于豆腐的记载。

在日本《唐大和上东征传》上便明确记载着，日本的豆腐也是鉴真大师东渡时从大唐带来的舶来品。因而，日本的豆腐匠人将鉴真奉为日本“豆腐师祖”。

是以，如今每到鉴真逝世的周年祭日，日本形形色色的各路匠人都前往鉴真弘法的城市奈良，纪念传播佛法的唐大和尚鉴真，其中就有品评素斋和豆腐的习俗。

正因如此鉴真大师的东渡对日本的佛学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鉴真大师也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意思即为鉴真大师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奈良）时代文化的高峰。可以说，用“日本佛教与日本文化的大恩人”来评价鉴真，是毫不为过的。

唐肃宗宝应元年（763年），由于长期积劳，鉴真大师病重。五月六日，大师在唐招提寺双腿盘空，面向西方的祖国圆寂，终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