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佛家之戒律与儒家礼仪：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他还指出，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金仙氏之首，盖本于孝敬”，这些都是儒佛一致的地方。简言之，“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在《柳河东集》中，有许多体现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文字，其中有碑文、塔铭、序文、诗歌等。从这些文字也可看出，柳宗元与当时的佛教僧侣有广泛的联系、交往。

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与高僧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法师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在佛学思想上，柳宗元对天台、净土、禅等均有一定的理解。他曾听重巽和尚讲天台教义，也曾作《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纪念净土院的修建，以期起发观者对西方净土的信仰：

中国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

晋时庐山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

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晊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逮今馀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复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故虽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兹宇，以开后学。

有信士图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缋二大士之像，缯盖幢幡，以成就之。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论》书于墙宇，使观者起信焉。

此外，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很多作品具有佛学浸润的色彩，或采摄佛经语汇，或简练佛经事状，或点化佛学义理。

如柳宗元的寓言文创作，体例明显模仿佛教的譬喻经：先是讲一个现实的故事，最后用简单的一句话点明主题。其中有些篇章的构思直接取自佛书。如著名的《柳州三戒》的《黔之驴》，取材于附北凉录失译《大方广十轮经》里的譬喻：

“譬如有驴著师子皮，自以为师子。有人远见，亦谓师子。驴未鸣时，无能分别，既出声已，远近皆知非实师子。诸人见者，皆悉唾言：此弊恶驴，非师子也。”

他的《蝜蝂传》写一种负重小虫，人去其负，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卒坠地死，讽刺人的贪婪冒进，立意则取自《旧杂譬喻经》第二十一经“蛾缘壁相逢，争斗共堕地”。

柳宗元的散文《东海若》宣扬净土思想，省庵大师曾为其作解曰：

《东海若》者，昔有唐名儒柳子厚，愍学佛者知见不同，于净土法门信毁不一，其间利害，不啻天渊。欲令知所去取，以造乎心性之极致，故作此文也。第习儒者既以佛理而置之弗究，学佛者又以文字而漫不经心。间有聪明之士，多阙信根。设具信根，复无智慧。致使深文奥义，韬晦于残编断简中，莫之通达，岂不惜哉！因申明其义，以为解释，庶几为初机劝发之一助云。（《净宗十一组省庵法师遗著》）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虽是儒士，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他一方面积极进取，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又能研求佛道，探心性之深广，过着亦儒以佛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