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教师都坎章拉

摘要：经典傣文，也称“古/老傣文”或“傣泐文”，在泰国北部被称为“兰纳文”，是随着南传佛教的传播而产生的文字形式。早期用来记录和传播南传佛教巴利三藏经典的宗教文字，经过适当的改进后，也用于世俗范畴。作为中国境内系统全面记写南传佛教巴利语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经典傣文因其被刻写在贝叶上，继而由口传佛经的时期转变为撰写传统，形成了博大的贝叶文化。它不仅承载着浩瀚的佛教思想，更丰富了多彩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本文旨在探讨经典傣文的名称和使用分布情况。通过比较分析各地的不同名称，并结合文字特点，从中找出一个共通的名称；最后，本文也尝试讨论经典傣文的使用分布情况，以帮助我们在对其有更好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研究。

一、经典傣文的产生与传播

在南传佛教诞生之初，由于巴利语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巴利三藏经典皆以口头传承。根据文献记载，佛陀入灭450年左右，斯里兰卡的僧众们担心佛典未来的传承可能难以延续，遂将巴利三藏经典用僧伽罗文刻写于贝叶片上，这标志着巴利经典文字化的进程的起始。

经典傣文的传播与南传佛教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张公瑾认为，古印度字母（婆罗米字母）的传播与婆罗门教和佛教的传播有联系。中南半岛泰、缅、老、柬等国和中国傣族、布朗族等都信仰南传佛教，其使用的文字形式也都从婆罗米字母演化而来。婆罗米字母因不同走向而分为南北两系，传到中南半岛后又可分为两个系统，其一是南系而来的古代吉蔑文，其二是从北系的古代孟文。古代孟文则演化为缅甸文和经典傣文。孟文、缅文、经典傣文，这三种文字从辅音字母、元音字母、元音符号和数字形式来看，都极为相似，可说明这三种文字之间的亲近渊源关系。

谢远章认为经典傣文是脱胎于古孟文。据哈里奔猜纪年记载，公元663年，清迈南边的罗斛国孟族公主占玛黛维，北上建立哈里奔猜国，哈里奔猜位于泰国的南奔府，在清迈的南边。这一王国在《蛮书》及《元史》称之为“女王国”。当时哈里奔猜国的南传佛教十分盛行。一直到13世纪，兰纳王国的芒莱王征服了孟族的哈里奔猜国，南传佛教才为兰纳王国所接受。以较发达的孟族文化（包括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兰纳王国的大发展。兰纳文（经典傣文）就以哈里奔猜的孟文字母为模本创造出，并随着南传佛教从兰纳地区传播到西双版纳（勐泐/勐泐王国），因此又称泐文或傣泐文。

兰纳王国也就是当时泰国北部以清莱、清迈一带为中心的王国。1180年傣族首领帕雅真在西双版纳的景洪一带建都时，兰纳和西双版纳在政治上曾长期结为同盟，文化发展水平也可称并驾齐驱，互相间亦有姻亲关系。如兰纳王国的缔造者芒莱王，其母亲则是西双版纳景洪王匋陇建仔的女儿，名为帖帕罕凯（ThepPhra Kham Khai），又名喃乌明庄勐(Nang O Ming Jom Muang)。基于这个背景，长期以来西双版纳与兰纳人民之间一直存在着民间贸易、宗教联系和文化交流等密切的往来，特别是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学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也形成了具有共同特点的傣（泰）语族文化遗产。这一联系如今依然在民间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在中泰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外交事务上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佛教，主要是从泰国北部兰纳地区经缅甸景栋传入，当它传入西双版纳境内后一般被称为“润派”佛教（Yon/YuanBuddhism）。润派佛教是中国南传佛教教派中传入最早，发展最快，流传区域最广的一个派系。因此，这一教派目前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寺院、僧侣和信众数量最多，影响力比其它南传派别也较大。润派佛教主要使用的文字就是本文所指的经典傣文。经典傣文最初只有41个字母，8个元音和33个辅音，与巴利语字母的读音和顺序完全一致，后在巴利字母的基础上又根据傣语特点增添了一些字母，通过发展和完善，使其符合和适应当地民族语言的特征，成为目前可同时使用于佛教和世俗的经典傣文。南传佛教传入傣族地区之后，傣族将其早期的本土信仰纳入佛教文化体系当中，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信仰现象。南传佛教的传入，不仅给傣族带来了文字，并且通过寺院里以巴利三藏经典作为代表的诸多典籍和经书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积淀起浩瀚的南传佛教和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佛教界用来记写巴利语佛典的文字有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文、缅甸文、孟文、柬埔寨高棉文、泰国文、老挝文、国际音标和罗马字母等，此外，还有跨境流通使用的经典傣文。

二、 经典傣文的名称、使用和分布

国内的傣族目前常见有五种傣文，如：长体傣文（傣讷文、豆芽文）、圆体傣文（傣绷文、傣龙文）、金平傣文（傣端文、傣皓文）、傣泐文，其中傣泐文又可分为新傣文和老傣文，老傣文也即本文所指的经典傣文。每种傣文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在傣族历史长河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民族文字也逐渐进入现代印刷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便于学习和印刷，以经典傣文为基础发展出了西双版纳新傣文，经典傣文在西双版纳曾一度停止使用，不过在孟连、澜沧、景谷、耿马、金平等地区一直延续使用。1980年，我国宗教政策恢复，傣族民众重拾佛教信仰，重建佛塔佛寺、重写佛经佛典等，在这种情况下，新傣文无法完全替代经典傣文来书写巴利语经典的局限日益凸显。

于是1986年5月，在西双版纳州第六届第五次人大会上，决定恢复使用老傣文（经典傣文）。此后，新老两种傣文同时使用，该决定一经通过，南传佛教领域立即全面恢复使用经典傣文。其保存的大量历史文献，是傣族悠久文化的宝库，也是傣族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特别是经典傣文佛典是国内较为完善和系统的南传巴利语系统的佛教经典，更有其特殊的价值。

我国境内的经典傣文，有信仰南传佛教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阿昌族和少数彝族等共同使用。同时，这一文字也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老挝、缅甸掸邦等地区使用，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其称呼有所区别，如在泰国北部称其为兰纳文（Ark Son Lanna）、兰纳经文（Tuo Tham Lanna）；泰国东北部地区称之为伊善经典文字（Tuo Tham Isan）；在老挝称为老挝经典文字（Tuo Tham Lao）或澜掌经典文字（Tuo Tham Lang Chang）；在缅甸掸邦的景栋称其为傣痕文（Tuo Tai Khun）或傣痕经典文字（Tuo Tham Khun），不过在景栋的周边地区，如大其力、勐永、勐养龙以及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等，均称其为经典文字（Tuo Tham）。至今，该文字依然是当地的掸族（傣族）及其他民族在佛教领域所使用的主要文字。此外，该文字也通过傣族移民的跨文化携带，在美国落地生根。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约居住有1200余名祖籍为中国西双版纳和老挝的傣泐人，该州也是美国傣泐人最集中的地区，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社区里修建了佛寺佛塔，以南传佛教信仰为中心来推动传统文化复兴，重构傣泐民族认同，而且佛寺里的经书基本上都依然使用经典傣文。各个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经典傣文，它们之间差异微乎其微，在各地仍然可以通用。

根据笔者的观察，再结合实际的情况，该文字较为妥当的名称应为经典傣文，为何应称其为经典傣文？笔者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文字的产生，早期是为了记录和传播巴利经典，至今仍然是我国南传佛教和其他国家地区所使用的经典文字；第二，各个国家地区对其称呼都带有Tham一词，Tham是源于巴利语的Dhamma，有经典或佛经佛法之意，这也表明了该文字主要使用的群体是佛教信众，称为经典傣文，也是信众对其传承佛法的一种寄望；第三，该文字的发明创造及使用的最大群体是傣泰（Tai）民族，称其为经典傣文也较为贴切；第四，刘岩在1993年著的《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一书中已有用经典傣文这个名称的提法，以及西双版纳傣学研究会编著的《西双版纳佛教》一书中，关于傣文研究的介绍也使用了经典傣文的名称，意味着傣族内部的文人学者也接受及推崇这个名称；第五，于2008年1月21-22日在清迈西北大学（Payap University）召开的相关经典傣文（老傣文）国际会议上，中国西双版纳州民族研究所和州报社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就关于经典傣文国际码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就入国际编码的名称上达成了共识，统一使用Tai Tham Unicode。这一决定也得到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缅甸、英国、美国和泰国本地专家的认可。这里的Tai可指傣泰语民族的各个支系，Tham是指经典或佛法，Tai Tham可直译为经典傣文。

三、 结语

综上所述，经典傣文是随着南传佛教而传播开来，首先它从一个在宗教领域的文字，逐渐发展为世俗社会所通用的民族文字。当它传播到各地，被不同族群所使用时，又再次发生本土化的发展，文字名称与区域或族群名称形成关联。此外，各族群字母风格的差异所传递的信息是一个区域和族群的文化特色符号。这一符号回应的是族群之间的历史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也可发现共同使用经典傣文的傣泰各族群的社会发展脉络和文化分化过程。然而在文字的名称上，各个族群都以南传佛教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把书写不同字母风格傣泰语民族，都归纳到经典（Tham）的文化圈，以维持族群间共同的文化记忆，构造文化共同体。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体系成熟的显著标志，文字也是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它延续着一个民族与社会的历史记忆，在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具有意义的角色。经典傣文所承载的贝叶文化，其在宗教、文化、教育、生态、经济等方面的价值不可估量。经典傣文是属于跨境跨族群使用的文字，它不但是研究我国南传佛教和傣族文化史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我国各民族文化关系发展史的珍贵文献，更是探寻我国与周边国家文化共性的一座桥梁。经典傣文的学习与研究，保护和传承，首先，有助于维系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使中华文化丰富多彩而有魅力；第二，对我国南传佛教经典传承以及巩固南传佛教在我国的良好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佛教国家具有天然的纽带作用，在推动我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上有着积极的一面。彼此间族源相近、信仰相同、民心相通，共享的文化记忆不仅能更好的巩固彼此的情谊，并且有助于推进各个方面的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