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治平帖》卷引首明人所画苏轼像及释东皋书《东坡先生像赞》

在谪居黄州的岁月里，因为政治的风波影响，加之山水路遥，很多亲友都不能和东坡往来了，但让他尤为欣慰的是，依然有数位僧道与其书信往还，甚至不远万里，前来探望。“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正是这些方外之士，加之其胞弟苏辙、门生黄庭坚、同僚徐君猷、张商英、陈季常、巢元修、朱昌寿、杨采等人，在东坡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他深深地理解和高度的赞扬，让他重拾起人生的信心。他与这些老友重逢，在悠游于黄州佳山丽水的同时，更需要一个环境清幽，风景秀美的地方，回忆旧事，唱和往还，而城南的安国寺，自然成为了他们经常造访的地方。一时之间，安国寺成了文人雅集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对饮交流，诗词唱和，参悟禅理，陶冶性情。也正因为如此，在太守徐君猷离任去郡之时，与东坡重游安国寺，继连和尚请他为竹间亭题名，东坡为之易名“遗爱”，并代好友巢元修作文记留念，赞颂徐君猷的政绩与道德。而文人来安国寺聚会唱和的习惯，一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文人骚客驻足黄州时，往往会前来追忆凭吊东坡曾经走过的足迹。

苏轼《黄州寒食帖》

被贬黄州也是苏轼与佛教关系的一大转折。苏轼的外祖父、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苏氏门中也有出家为僧者，如成都的宝月惟简。但是被贬黄州之前的苏轼，正值青壮年，血气方刚，满怀忠君报国的鸿志步人官场，以其博学多识，才气横溢，在朝野士大夫中声名日著，总体而言，仕途相当顺利。这段时期的苏轼像很多儒者一样对佛教怀有好感，在佛教界也有僧人朋友。但是对佛教并未完全深入，也未称居士。谪居黄州期间，他开始自号东坡居士，在安国寺进行自我反思，完成心灵和自我解脱，从而真正信奉佛教。从苏轼的诗文来看，在他此后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官居高位的短暂顺境，还是在贬谪到偏远的岭南、海南之时的极端困顿的逆境，总是对佛教禅宗怀有真切的虔诚的感情，或是拜佛祈祷，或是读经写经，或是与僧人交游，或是书写表述佛教义理、禅悟的诗文，或是为寺院写记写铭，或是绘制佛像，直到从海南北归，一路所经过的佛寺几乎都留下他参拜的足迹。他在佛教丛林中却结交了很多超越于世间利害得失之上的知心朋友，有的从年龄上看是他的前辈，也有的是他的同辈或后辈。其中以禅僧居多，著名的有云门宗的大觉怀琏及其弟子金山宝觉、径山惟琳、道潜（参寥子），还有佛印了元、净慈法涌（善本）；临济宗的东林常总、南华重辩；曹洞宗的南华明禅师等。苏轼与这些朋友之间形成深厚的感情，彼此间经常有书信、诗文往来。在他后来一再遭到贬谪，生活遇到困苦的时候，这些朋友给他很大安慰和帮助，有的甚至从远道前去探望他。促使他对佛教、禅宗有了更深入的钻研和了解；他在庐山期间最后参访东林寺，参谒常总，并在此住宿，夜间与常总禅师谈论禅法，对常总所说“无情说法”的道理进行参究，有所省悟。黎明，他将悟境以偈写出献给常总，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东坡的禅宗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文、书、画的创作。在他的诗文著作中不仅有相当数量的以佛教、禅宗为题材的作品，而且在创作风格、气势、情趣和意境等方面，都能找到深受佛教禅宗的心性空寂、无念无思、“不立文字”、物我一体等思想影响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