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的宗教文化环境中，出家修行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僧团管理都是靠佛教的戒律。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高踞于这一社会之上的君主政权以及主导意识形态——儒教的三重制约，在教义的组织体制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内因外缘的交互作用下，遂使中国佛教的僧制向国家的管辖制和禅僧的丛林制两方面演化。在经律论三藏中，律典传入较迟。故在戒律传入之前，汉地僧团实际上已有自行设定的管理制度。虽然在五世纪前半叶的短短二十年间，就齐备了四部完整的律藏，但是由于印度背景及本身文广义繁等特点，原已实行的“僧制”不仅没有废除，而且在政权的干预下还有所发展。

关于僧制，在汉地早期佛教教制史上，以道安最具影响力，他在襄阳为僧团制定共住规约，参照已有的戒律制定“僧尼规范”。《高僧传》卷五中说：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规范，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并且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汤用彤先生对道安的僧制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其实东晋之初，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艰苦卓绝，真能发挥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谈之浮华者，实在弥天释道安法师。

如果说道安的“僧尼规范”是中国佛教奠基时期的纲要性探索，那么慧远则是在继承道安的基础上，对僧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规定。在《出三藏记集》中保存了当时慧远所制定制度的有关名称，如《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节度序》《比丘尼节度》等（《出三藏记集》所载陆澄《法论目录》各载其序）。这些名称则向我们提示了当时庐山僧团关于比丘、比丘尼、外寺僧、结社等方面的制度已有全面的制定。通过对慧远著作文本的解读，我们发现庐山僧团在印度广律尚未通行之前，慧远在承袭其师道安“僧尼规范”的基础上，为建设庐山僧团制定了有力而又适宜的规约，为庐山僧团的修学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塚本善隆先生认为慧远制定教团生活的清规是针对桓玄的僧尼淘汰政策，认为教团有自我肃正的必要，是期待自己教团或佛教教团全体自肃而制定的。当时佛教内部正涌现一股世俗化浊流，表现为竞其奢淫、与民争利、结交权贵、迎合俗习。时人讥为：“何其栖托高远，而业尚鄙近。”王雷泉先生认为佛教的世俗化有教内外的原因，屈从王权、迎合世俗实为最直接的原因。当时“佛教凌迟，秽杂日久”，不仅引起社会的垢议，亦为当政者所蔑视，每每引为整肃佛教的口实。所以，桓玄鉴于佛教僧团的腐败，欲沙汰僧团，但对庐山僧团表示出极大的敬意，“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慧远在《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中，表现出他并不反对国家政权来澄清僧尼，但是“形迹易察，而真伪难辩”，如果执法之官因不懂佛法而“滥及善人”，这是不愿出现的结果。所以，慧远认为只有通过内部整顿、制定完善的僧制、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才能解决佛教世俗化的现象。

不仅庐山僧团严肃的道风得到当时王公大臣的赞叹，而且僧团的规章制度也得到南北僧俗的普遍尊崇。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在设立僧官的诏书中，将慧远庐山僧团的规制“远规”，作为整顿僧尼的楷模，他称：

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

从庐山僧团的严持戒律、传译律典、修般舟三昧等作风来说，也有严定制度的必要。

我们可以认为，慧远的教制虽然仅限于庐山僧团，但对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教制与组织建设，给予了深远影响。庐山僧团为后来禅宗教团百丈清规的订立，在理路上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如果说慧远制定僧制是针对桓玄的僧尼沙汰政策，这是加强僧团内部的整顿；而创建莲社，吸引当时精英知识分子来加入，这是积极地改变外部条件，加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高僧传》中说：

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刘遗民著其文曰：惟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花敬荐而誓焉。

庐山的念佛结社创于元兴元年（402）七月，由刘遗民等百二十三人共同在般若精舍的无量寿像前，修念佛三昧。

在东晋佛教日益世俗化的浊流中，庐山僧团以“山林佛教”的特色，树立了出世清明的形象。超越的信仰素质使庐山僧团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所以能集结一批精通内外学的僧俗知识分子，庐山蔚然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从社会背景来看，在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局中，上层士大夫深为派系、集团之间的内部倾轧所苦，并为之丧命。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归隐”情结已和理想的寺院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所有的哲学、道德、文学研究和艺术追求最终都在寺院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庐山僧团代表了一种退身隐逸的理想，这里不仅是智慧之田，而且也是养心与安身的福田，所以许多人以俗家弟子的身份上庐山跟随慧远，参与法事活动。

庐山僧团强大的凝聚力来自领导者自身的超越精神与博大的胸襟，慧远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从未离开过庐山，他“常以虎溪为界”，在其所有传记中总会强调这个特点。即使是公元三九九年有权势的桓玄访问慧远也必须入山，何无忌、殷仲堪等政要欲见慧远亦必须入庐山，就是公元四〇四年晋安帝途经浔阳，慧远亦称疾不肯出山。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绝不犯戒，《高僧传》中记载：

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

通过与外界的隔绝来保持自身的清净，慧远以出世的清明证明了佛教存在于世的价值，也感召慑服了不信佛教乃至迫害佛教的人。正是慧远的超越精神与博大胸襟，使庐山僧团具有和谐的教内外关系，为当时南北佛学的沟通、南北僧团内部事务的调解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三、庐山僧团的修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