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

在家信徒为了弘教度世的需要，是一定要与世俗协调相处的，应该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佛教维护礼教和社会稳定的功能由此显现出来。

对于出家人来说，则完全不同，慧远说：

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则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则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也。……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出家人是“方外之宾”，是超越于世俗的。出家人出世隐遁，过着完全与世人不同的生活。出家人行三乘之道，于未来世则以成就解脱为目标。因此，出家人虽然不顾父母的恩爱，却不能说是不孝；对君主虽然未行礼拜之礼，却不是不敬；而且一个人出家修行，成就道业，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这和王者治理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

对于儒家的“治世”与“礼”，他曾经四次提到“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并且说：“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这是从佛教的修行实践及终极理想上认为佛教与儒家治世是不同的，佛教是出世超越的，是建立在对现实世间的批判上。以耳目为关键的经验主义立场使儒家无法深入探究六合之外的超越界，慧远指出对六合之外的死亡和鬼世神界存而不论，这是儒教的局限——“分至，则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关其外者也。”

在中国佛教早期的政教史上，在解决传统礼教与外来佛教的矛盾上，慧远为后来佛教作出了杰出的榜样。他通过加强庐山僧团的自身建设，以“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的原则，维护了佛教的主体性，确立了儒佛“出处诚异，终期则同”的权实关系，成为中国佛教正确处理佛儒道三教关系的基础。

五、庐山僧团的现代意义

在中国汉传佛教传入两千年之际，探讨庐山僧团的理念，缅怀慧远大师的历史功绩，无非是想从历史的经验中，挖掘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精神。

庐山僧团以超越的信仰素质抗拒了当时的反佛教思潮，并赢得当时王权的尊重。所以，出世清净的品格是佛教存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应当突出佛教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地位，防止佛教向贵族化、商业化、世俗化发展。而超越的宗教品格来自僧团自身建设，所以完善僧团制度是佛教建设的核心。在此大前提下，寻求戒律精神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契机，认识律学的时代意义，将是教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严格把握僧源的素质，提倡实行童行考验制度，培养学戒、持戒的风气，以戒律作为培养僧格的基础，从个体的清净以达到整体的清净，以保证僧团的纯洁。由解脱戒建立起来的僧团，自然具有教化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

另外，在宗教实践上，坚持以戒定慧三学为纲，突出禅定与智慧并重的修行特色，这是培养佛教出世清净形象的重要保证。所以，改变当今佛教在修行实践上过于简易化，提倡重视禅定的修行，培养禅定教学的师资，以及建立一套完整的实践体系，将是佛教住持者的重大任务。佛教义学的发展，是提高佛教文化品位的重要保证，必须培养僧人重视佛教研究的风气。当今世界佛教的发展是多元化、多层次，所以培养多层次的人才将是今后佛教发展的关键。

自身建设的完善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要以保持佛教超越性为出发点，努力处理好政教关系，加强佛教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关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间的合作日益深入，要联系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团结世界各国的佛教徒，共同推进佛教事业。要发挥佛教在文化上的高尚品味与融摄精神，团结文化界、学术界，共同弘扬佛教文化。

慧远庐山僧团是中国佛教教制史上重要的一页，探讨庐山僧团的理念，有助于我们全面推进佛教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