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世界,是我们人类社会自建立以来,社会彼此依存度最高,且人与人相互影响最多的的时代。互联网的发展让国家、民族、科技、文化、经济各个领域链接的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相互依存无法割裂,世界各种种族,各种信仰、各种肤色、各种文化,几乎所有人都无法逃避全球化的历程,与此同时,也对我们当前宗教,乃至未来的宗教生活影响深远,任何一种宗教理念,宗教思想都有可能在瞬间传达到世界各个领域,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
早期西方对东方佛教的了解多是通过梵文及巴利文开始,于是将印度佛教以及上座部佛教视为最重要的研究方向,这种观念在世界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汉传佛教并没有在世界得到该应有了解及重视,但是在“二战”以后,这种偏见基本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人们发现汉传佛教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了解汉传佛教并不需要精通梵文及巴利文佛典,促成这种学术观念更新的动力是什么呢?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是与禅宗在西方的传播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前,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就是一部禅宗西渐的历史。在近些年来,藏传佛教虽然在西方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第一、汉传佛教在西方及美国的道场主要是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第二,禅是西方社会印象最深的东西,绝对是主角。很多东方的禅师,如:日本的铃木大拙,中国的宣化上人、越南的一行禅师,在西方弘法,影响深远,甚至在哪里定居,十分成功。
为什么汉传佛教的禅宗在中国乃至世界能够广泛的传播,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下文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禅宗,认识一下它在我们社会中的意义,并且探索它如何能够在我们社会中的实践和发展。
翻开中国的佛教史,我们会发现,禅宗是中国佛教传播最广,影响最大一个宗派,尤其对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代高僧太虚大师对为此曾说过一句话:“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禅宗几乎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今天,我们想要了解禅宗以及禅宗社会中的实践和发展,我们就要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禅宗?禅宗到底是如何做到在社会中的普及和发展?
目前,我们大多数人对禅宗的认识,首先多数人就会想到“禅”,“禅”到底是甚么呢?似乎很飘渺,很不可捉摸,但是“禅”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也许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的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想到当年佛祖在灵山会上——“拈花一笑”,以及中国禅宗实际创造者——惠能大师就是一位樵夫,不识字。似乎不要文字就是禅宗的特点。但是我们翻阅大藏经后会发现,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留下的文字经典又是最多的。
有人觉得“禅”就是自在洒脱的生活,是一种人生理念。认为禅者行为洒脱,无拘无束,很多禅师精通琴棋书画,游荡于山河林间,也有很多高僧不修边幅,闲散放逸。很多禅者不注重外在形式,不注重清规戒律,因此认为禅更像是一种人生理念。可是你又会发现,中国佛教史上最严格苛刻,最具条理性的《百丈清规》却出自于禅门。
也许有人认为,禅宗云里雾里,接引弟子的方法古怪简单,过于粗暴。在历史上曾有的德山棒,临济喝,赵州茶,云门饼等,弟子一不小心就会莫名其妙被呵斥乃至于棍棒,相传赵州和尚曾问新到的和尚:“曾到此间?”和尚说:“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另一个和尚,和尚说:“不曾到。”赵州说:“吃茶去。”院主听到后问:“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呼院主,院主应诺。赵州说:“吃茶去。”当然,赵州茶还是比较文雅的方式,德山棒临济喝可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指月录》记载,临济义玄禅师最初求道于黄檗希运禅师座下时,问佛法大意,反遭黄檗一顿痛打,再问,又遭棒打,如此问了三次,挨打三次,使临济相当灰心,想要离开黄檗,便去辞行,黄檗要他去找大愚禅师。临济便往大愚处,说明来意。大愚问临济:“黄檗跟你说了些什么?”临济回答:“我问他佛法大意,问了三次,被打了三次,不知我错在哪里?”大愚就说:“黄檗如此苦口婆心,都是为了解除你的困惑,你还来这里问有错没错。”临济一听,随即大悟,就说:“原来黄檗的佛法也没多少。”大愚当下揪住临济衣领,说:“你这个尿床鬼,刚刚还说自己搞不清有错没错,现在倒说黄檗的佛法无多了,你且说个道理来听听!”临济只朝大愚肋下打了三拳,就回到黄檗处,将过程说了一遍,黄檗一听就说:“大愚这老汉果真多嘴,等他来时我要痛打他一顿。”临济说:“还等他来?此刻就打。”随后就给了黄檗一个耳光。黄檗说:“你这疯癫汉,敢来这里捋虎须!”临济于是大喝一声……。
看到这里,很多人云里雾里,不可思议。类似这样的禅机在禅宗比比皆是,很多人甚至其他宗派学佛人感到不可琢磨,觉得禅宗非常高妙,无从下手。
由此我们发现,我们很难给“禅”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自在洒脱的生活,是一种人生理念”,乃至于当头棒喝,似乎“是”又仿佛“不是”。到底什么是禅?禅宗到底是什么?怎么办呢,如何去了解呢?因此想要认识禅宗,认识禅宗的思想体系,就一定要首先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以及禅宗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首先要了解惠能大师及六祖大师留给我们的《六祖坛经》。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格义佛教就产生在这个期间。再到隋、及唐早期,共七八百年,这时中国主要是吸收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二、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唐中期及宋以后,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本有的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五代,宋以后,禅宗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禅宗几乎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虽传说禅宗肇始于齐梁,由印度第28代祖师菩提达摩将禅宗传入中国,但中国禅宗完成中国化的过程的标志应该是《六祖坛经》的诞生。
六祖大祖俗姓卢,祖籍范阳,出生于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于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在其出生地新兴国恩寺圆寂,世寿76。六祖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祖师,在佛门中被尊称为“东方如来”,毛主席也称其为中国的释迦牟尼,由此能看到其地位的崇高性。六祖很小就丧父,生活坎坷,与母相依为命,靠打柴为生。在其24岁那年,突有闻客人诵金刚经,内心有悟,于是辞母到湖北黄梅礼五祖弘忍大师,得到五祖衣钵传承。六祖得衣后,遂躲于猎人队里15年。在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六祖大师来到广州光孝寺,适逢印宗讲法,有二僧争论:"风动,幡动",六祖闻后言:"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众人皆骇,印宗闻后知其为高人,礼为上座,请易佛法。后知其为黄梅衣钵传人,逐拜六祖为师,并在光孝寺为其剃发受戒。后六祖归于曹溪宝林,驻锡37载,大弘南宗曹溪禅法于天下,其下悟道者共43人,其门下著名祖师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永嘉义玄等。六祖寂后其弟子开创了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史称"一花五叶"。远播东南亚日韩等地。六祖圆寂后其弟子法海将其语录汇集成册,史称《六祖坛经》,在佛教中,只有佛亲口宣说才可成为经,其弟子及祖师的言教多称为论,《六祖坛经》也是释迦佛后唯一部被后人尊称为经的论著,足见其的重要性。因此,《六祖坛经》同时也是了解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一部根本经典。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尤其将《六祖坛经》与《论语》,《孟子》等书并列为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经典,可见这一部论著的权威性。《六祖坛经》可以讲他代表了中国佛教的理论顶峰,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禅宗典籍,是临之而小天下的禅法高台,但内容看上去却很平易简单,不会让人望而生畏,语言朴实思想透彻,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我们常讲:“佛说经典,是针对众生不同根机,佛的言教,如同太阳光照大地,世间万物各取所需,具有上中下三根普被的特点”。然而,中国汉传佛教的代表之作《六祖坛经》也似乎具有三根普摄的特点,祖师们常说,《六祖坛经》“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因而后世之人将坛经尊称为“经”,也是有原因的。尤其当我们汉地的佛弟子,对《坛经》有所领悟后,再去研学其他大乘经典,对于以往佛典的种种困惑往往就会豁然开朗,就会比较容易掌握经典的思想,并且会快速通达。
所以,唐代因为六祖慧能大师的出现,以及《六祖坛经》的诞生及普及,禅宗迅速的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但是,我们在了解唐代的佛教历史后发现,在唐代末期只有禅宗独盛,而诸宗消沉,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通过仔细了解了禅宗的特点以及唐的历史后发现,禅宗能够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禅宗的方法简捷可行,并能贯穿和深化儒道思想,易为士大夫们接受,有普遍性;
二、是禅宗修行不拘于任何形式,而且本身含摄了佛教的全部精义。六祖大师之后的禅宗,于早期潜行山谷,肃然静坐的宗风截然不同,他使禅宗进一步生活化,通俗化。惠能大师独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顿教法门,与生活打成一片,打破出世与入世的界限。在师徒授受方面,更是在日用动静的起心动念、嬉笑怒骂、激扬指点、杀活纵夺中实施。故使禅宗成为似宗教而非宗教,似哲学而非哲学,似艺术而非艺术的法宝。不但对佛教具有革命性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创造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特殊思想体系。
三、唐时期唐武宗掀起的灭佛运动。唐代唐武宗时期,发生了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运动,史称“唐武宗灭佛”,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佛运动打击下,除禅宗外,几乎所有宗派都全军覆没了。失去了寺庙、寺庙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其他宗派就难以生存。包括,法相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击之后就一蹶不振,有的便永远消失了,只有六祖大师开创的禅宗,因为它不依靠文字,不注重外在的形式,安然度过了这一劫难,而且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几十年间遍布全国。
所以,禅宗能够在唐之后迅速的取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有当年唐代社会政治原因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六祖惠将禅宗彻底融入中国文化,使其生活化,通俗化,因而禅宗不论在何种环境中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较其他诸宗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遂使它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主体。
唐之后禅宗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对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们现今的传统文化中,如果抽取出禅宗的成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就很难讲下去,同样,宋明理学也变的无法安立。虽然六祖大师开创的禅宗带有明显儒道等中国文化的的很多特点,而禅宗的根本目的——“彻无生法忍”即觉悟的本体,却是佛教思想的精华所在。所以讲:禅宗表现的手法是多样的,但本质和内涵却是佛陀的根本精神。
惠能大师圆满地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精华,成功地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他不仅是佛教改革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儒家和道家的发展轨迹,促成了儒教和道教的本质性升华。道家代表人物吕洞宾、张紫阳、王重阳等也无一不是得力于禅法,甚至许多儒家重要人物最终都剃发出家,也成了惠能的嫡传弟子。
而历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灭法后一千多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主要就是禅宗的发展。禅宗在当时的危难时刻拯救了中国佛教,使中国佛教能够延续,正是由于禅宗很好结合了中国文化,才有如此绵长、辉煌的发展,也才有今天播及欧美的能力。
发展到当代的汉传佛教禅宗,随着社会变迁与各种思潮的风起云涌,传统文化与宗教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发现,近现代的汉传佛教禅宗既未中断传承,也并非成就乏人。这条掩映于历史长河的线索历历展现,禅宗千古一味的平怀、宽坦平正的特质、随圆就方的活力不仅丝毫不逊于古往,也能历久弥新于当下,亦能当仁不让于未来。
近代的中国也出现了多位禅宗高僧,如: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太虚大师,以及来果禅师等,当代也涌现了如:本焕老和尚、净慧长老以及台湾的星云长老,以及还有中国佛协会的会长一诚长老,传印长老等等,其他还有诸多如:惟因老和尚、佛源老和尚、云峰老和尚、因为人数众多,在这里我就不全部列举,他们为我们当代禅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目前的中国汉传佛教,传统和现代、文化与教育交相呼应、互不相妨、绚丽多彩。弘法的方式也各种各样,多种形式。如:有办学校、有办夏令营、也有搞一周出家等等。这些都是做佛教教育,当然这些教育也包含一些学术研究,对佛教的教理历史的研究。也有重做慈善的,如救济灾难、义务诊治,帮助贫困学生,服务社会的慈善事业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做佛教文化,台湾的佛光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生活禅普已及华夏大地,人间佛教的理念也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为什么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在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禅宗能够这样的迅猛发展,能够影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发现,主要是因为中国汉传佛教禅宗具有以下特点。
一、强调自觉自立有能力。
禅宗的祖师非常注重自觉、自力的能力,在六祖坛经的开篇,六祖慧能大师就明确提到,“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在六祖坛经,《般若品》里,六祖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觉即佛。”由此我们看到,佛既是觉者,佛跟众生只是迷和觉关系,当我们迷失了我们就是众生,当我们觉悟了我们就是佛,他把得救的责任,回归给我们自己,要我们自我承担,自我得救。其实早期禅宗传入中国时,就已经有鲜明的强调自觉、自立的特点。当年禅宗二祖慧可翻山越岭来到嵩山少林寺,拜谒达摩祖师,要求开示,并请为入室弟子,达摩面壁静坐,不理不睬,慧可大师于是在门外伫候,时值风雪漫天,过了很久,雪深及膝。达摩看他确实求法虔诚,才开口问他:“你久立雪中,所求何事?”慧可道:“惟愿和尚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达摩说:“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尚不能至,汝公以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慧可听此诲励,即以刀断臂在达摩座前。达摩说:“诸佛求道为法忘形,你今断臂,求又何在?”慧可答道:“弟子心未安,请祖师为我安心”!达摩喝道:“把心拿来,我为你安!”慧可愕然地说:“我找不到心呀!”达摩微笑说道:“我已经为你将心安好了”。达摩之后二祖传三祖,三祖传四祖皆用了同样的手法,在禅宗典籍记载,“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礼师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僧璨说:“谁缚汝?”道信答:“无人缚。”僧璨说:“何更解脱乎?”于是道信大悟。”
由此我们发现,禅宗告诉我们,不要崇拜任何外在力量,人只有自己拯救自己、解放自己、升华自己、最终达到自我解脱的目的。想要达到自我的解脱,首先最重要开启自我的般若智慧,去除自我,帮助众生获得解脱,还要完善自己的道德善行。
二、具有平等包容的思想。
禅宗在佛门里常被称为——“无相法门”,有时又叫“无法之法”。禅宗主张修行要离相,只有离相才能真正的与诸佛心心相印,其实无相法门就是告诉我们,有相就有局限,有相就有障碍,所以我们要破离相,只有明白了破相离相,我们才会知道,所有的方法都无非是我们证悟的手段,因而在修行跟实践中,不要拘于传统与现代,不拘于东方与西方。所以,我们发现,在禅宗的很多道场中,都有念佛堂,但是其他法门的道场中,鲜见到有禅堂。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历史上,很多的禅师,精通书法绘画艺术,精通儒家道家,精通天文地理五行八卦,涉及面非常的广泛,禅宗祖师们的平等包容的思想非常的强,被后世称为禅宗北宗与南宗的创始人——神秀与惠能,当年五祖大师将衣钵传于六祖慧能,其门下的很多弟子还无法理解。作为神秀大师与惠大师,却互相尊重、相互赞叹。神秀曾力荐惠能于武后,遣使往请,而惠能谦让,终不度岭,其门下怀让、行思、慧忠、玄觉亦各行其道,也无所争论。此大局意识、谦让精神与和谐局面,值得我们现今人民学习和效仿。
三、有很强普世性,深刻强调人间佛教的理念。
在六祖坛经中,惠能能大师提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对我们当今中国汉传佛教所倡导的人生佛教或是人间佛教的践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而坛经里有记载,有弟子问,在家人在尘世中如何修行?六祖慧能大师对在家的弟子讲到: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须坐禅;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内心非贤;日行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由此,在《六祖坛经》中我们看到,禅宗非常注重要将修行要落实在生活中,把高深奥妙的佛法,落实到有情人间;把飘渺玄谈的禅学,回归到现实生活。在唐宋的禅宗,生活化、人间化已是其重要特点。
四、破除偶像崇拜,破除对原有经验及文字的迷信,充满现实的理性。
在大多数宗教中,都存有严格的对教主绝对信仰,信仰甚至成为宗教成立的核心基础。比如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是全能全知的、无所不能的,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即相信神的至高无上性与主宰地位,是人获得拯救,成为得救的的唯一根据。
但是佛教,尤其是禅宗,更强调的是理性基础上的信仰,即所谓的正信、智信。在禅门里,我们看到,慧能大师的门徒,有人骂佛是老骚狐,说要是见了佛,就一棒子打死他;有人说佛是狗屎橛;最有名的一个禅宗公案,叫丹霞劈佛。在某个冬天,天气大寒,一位叫丹霞的法师将佛的塑像劈了烧火。弟子大惊:师父如何烧佛?丹霞禅师说:“烧佛?你看里面有舍利吗?”“无。”“没有舍利,如何是佛?”同样对于佛教的经典以及文字,禅宗所采取的态度依然是不要迷信,不执着于它,对于这点,中国禅宗的表达是:“不立文字”!即不依赖文字。文字只是引导我们觉悟的工具。为了打破对原有经验的常识迷信,经常借用“指月“明示弟子们,文字只是我们了解外在事物的一个工具,但它并不是真实的月亮,因此禅师能告诉弟子,如果能合理地使用文字,体悟真心,则文字是有意义的;如果被文字束缚了心性,则诵经也不许。
在这里,我们感慨佛教禅宗的理性精神,它非常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符合当今科学文化的创新理念,同时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所以说,禅宗是彻底破除了盲目崇拜,敢于打破固有思维,是真正意义上理性的宗教。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禅宗具有自觉性、包容性,普世性,同时还具有现实的理性。它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个体的能动性,强调人的主体性、注重个性化。因而,它对我们我们当今浮躁的社会,对我们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对生态环保的养护,以及解决在现实社会中迷茫的人们,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代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讲过,“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宗教不但不与科学相违,而且每一次的科学新发现都能够验证它的观点,这就是佛教。”(《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而在中国汉传佛教中,禅宗恰好也是汉传佛教诸多宗派中,与我们这个时代结合得最紧密,最具有包容性,同时也是最符合我们当今科学对宇宙的认知,以及是最能够激发人类自我潜能,强调人类自我认知的佛教宗派。所以太虚大师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讲到,“晚唐以来禅、讲、律、净中华佛法,实以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于净,虽若有江河就下之概。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气充,中华各宗教之佛法,皆藉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
中华佛教以禅宗为骨,并复由禅宗而大兴。从古代到今天,佛教的兴衰,法难前后的变革,似乎一次次印证了这一至理,并且还在不断证明下去。禅宗不立文字的特质,注定其能在不同时节因缘下堪为随缘不变的砥柱中流,充满随方就圆的生命活力,具足立本开新的魄力胆识。佛陀的慈悲与智慧在中国的大地上,正是选择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世世代代地度脱着千形万态的众生与千变万化的时代。这是华夏众生的巨大福报,也是佛陀一代时教的重大确幸!
禅宗作为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派,从公元五百多年的南北朝时代传入汉地,一千多年来成就了无数的圣贤,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完成了最纯粹的佛陀智慧和最特殊的汉文化的奇妙整合,太虚大师赞之为“玄中之玄,妙中之妙”。无论是在人类丰富的文明传统中,还是在诸佛无穷尽的广大教海中,禅宗一脉都是极具特殊魅力的。他定会为我们华夏子孙,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践行人间佛教的“慈悲、平等、包容”的理念,为服务于“一路一带”,为实现“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