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性聪憨朴对清初北京禅学的贡献

清初北京禅学兴起是因性聪憨朴北上京城传法，由于顺治帝青睐性聪憨朴禅师，两次延请内苑万善殿，结制说法，两赐紫衣，赐封明觉禅师，召请愍忠寺结制说法，通过性聪憨朴的说法引导，使顺治帝从对基督教会的亲近，转向于对禅宗的倾慕，从而皈依佛教，一时京城禅风大振。性聪憨朴的对于清初北京禅学的贡献与影响，除了其对顺治帝的影响外，也影响当时一批京城士人的学禅参禅风气，同时向顺治帝推荐玉琳、木陈二位禅师北上说法，促进顺治帝参究禅学和京城士人学禅的又一次风潮。

由于顺治帝倾心禅学，延请性聪憨朴入内苑万善殿说法，兴起了京城官员的学禅之风。在《明觉聪禅师语录》中关于京城官员来海会、延寿、愍忠来请上堂说法的不少，有红鼎商人，京城工部、兵部的一般士人，很多在京学禅的士人，是顺治帝近臣，比如海子（中南海）总理陈公，即是顺治帝当时身边的近臣。如内翰内翰冯胎僊，他父亲就是位居一品的太师。清初著名藏书家孝廉李秋潭和息斋金太师是性聪憨朴在海会弘法的重要外护。在诸多士人学禅中值得一提的是吏部冯溥（1609-1691）清初大臣，字孔博，号易斋。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1650年）升为翰林编修。累迁秘书院待读学士。顺治十六年（1659），擢为吏部右侍郎。康熙年间为刑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卒谥“文毅”。居翰林10余年，勤勉供职，被顺治帝称为“真翰林”，是清初文坛领军人物。冯溥深究禅学，在给性聪憨朴书信中言及“向上一事忽然透彻极，”为性聪憨朴所器重，被认为“宿有般若之缘”赞赏其“第居士当朝冢宰，区宇上客，能以学道为重，不被名利所汩，常推出世之因，顿破尘羁之网，虽在治世之中，恒为受用，”惟希保任。冯溥学禅，对当时京城士人具有深远的影响。

顺治16年性聪憨朴受赐封为“明觉禅师”，庚子即顺治17年秋上书奉旨准许回闽前，嗣法弟子海眼居士整理《明觉聪禅师语录》一书，当时五位著名士人为其语录写序。这五位写序士人分别是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前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胡世安，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宛平王崇简熏，太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加一级内翰林秘书院中极殿大学士古吴金之俊，中宪大夫内翰林国史院侍讲学士楚黄曹本荣，进士出身分守江宁镇江道布政使司布政司左叅政法弟子杜漺。这部语录的写序者，有4位是当时身居高位的士人，是顺治帝身边的近臣，同时也是康熙朝的重臣；还有一位是性聪憨朴的法弟子。在曹本荣的序中说性聪憨朴是“道眼圆明，梵行修洁，其说法于万善殿也，金毛据地不落，廉纤掣电之机不容拟议，有古广慧琏、东林总之风。”而嗣法弟子杜漺说其“深明宗旨，尝疏无碍之源，示法流则严，以红炉不容片羽；引白衣则示以方便，独露真常，提掇真空，铺扬等觉，加以戒行精䖍，慈悲广普。”可见性聪憨朴在京城弘扬禅学对京城士人的影响，同时也因性聪憨朴在禅学上的造诣和对士人学禅过程中的善巧方便，使得京城士人学禅风成为一种风尚。

性聪憨朴对清初北京禅学的推动之功，就是他向顺治帝推荐了玉琳通琇与木陈道忞二位禅师北上，在其对木陈道忞书信时介绍顺治帝是“佛心天子，久修梵行，慧性敏㨗，时以万几之暇，体究禅宗之理，曾会棒喝之机，密契幽微之旨，繇能笃信于佛乘，始阐宗风于禁苑，所行者圣人之道也。”希望速莅金筵，使“佛法扬万亿国中，宗风播大千界内。”顺帝召请南方的玉琳通琇与木陈道忞，玉琳通琇二次赴诏，第一次赴诏到内苑万善殿说法，赐号为“大觉普济”禅师，并赐紫衣之后。第二次是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帝建坛选僧受菩萨戒，特又请玉琳通琇为本师，于释迦成道日在阜城门外慈寿寺为1500僧人说“菩萨大戒”并进封号：“普济能仁国师”，并赐住愍忠、广济道场结制开堂说法。于内廷说法撰《客问》一文，顺治帝命大学士金之俊附“评注”作序刊行。顺治帝深受玉琳通琇的感化，皈依佛教，参究禅学，并依顺治帝的要求取法名为“行痴”，真正成为一位“佛心天子”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