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形成和发展既受到中国道家、儒家思想的影响，反过来也为道家、儒家思想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和发展动力，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禅宗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后来四祖的“看净”、五祖的“看心”、神秀的“观心”都能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概念中找到思想源头。禅宗“般若”的理论跟中国道家、儒家思想的互相渗透和融合，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因为禅宗的出现，使得儒道佛三教合一。少林寺是三教合一的先行者。少林寺碑廊有一通《重刻三教圣像碑》，刻于公元1209年。中间为佛祖释迦牟尼立像，左侧为老子李耳拱手而立，右侧为孔子侍立。由少林寺僧祖昭绘，住持教亨建。在少林寺所存在的碑刻里，还有一通刻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三教九流图赞”碑。图赞中写到“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体现了三教合流、和睦相处的思想宗旨。

随着禅宗在唐朝的兴盛，它开始影响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如宋明理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宋明理学是儒表佛里的。宋明理学“心外无物”的观念就是在禅宗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当时的读书人都是儒家的知识分子，但在有意无意间都吸收隋唐以后四百年来佛学修养的精神和方法，外儒内禅。宋明之际的著名理学家，几乎都经历过出入于佛教而后回归儒门的思想过程，比如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就曾在几座寺院中参学问道，受益匪浅。

又如“孔门禅”，它是以儒释融合为特色的禅学形式，即经禅门而渗透孔门，以佛法比拟儒学，或经孔门而入禅门，以儒学证佛法。同时，“孔门禅”也借鉴了儒家传承上的特色，互为补充。其代表人物为金代曹洞宗万松行秀禅师在家弟子李纯甫、少林寺住持性英等。“孔门禅”主要是李纯甫在少林寺时所论述，李纯甫等人的这种思想被常在少林寺活动的元好问概括为“孔门禅”，故“孔门禅”也多称“少林孔门禅”。“孔门禅”实为时代思想之产物。蒙古大军南侵，兵戈连日，烽火遍地，中都的官吏士绅纷纷南迁避难。当此国破家亡，人心动荡之时代，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和理论受到了挑战。士大夫们就从“外佛内儒”，转而为外儒内佛的形态。

与此同时，禅宗中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的创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魏晋六朝以后，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朝韵联，都是与禅境息息相关。禅宗思想也是近代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

二、宗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是礼制文化，是中国传统家族为生存、发展而形成的一整套生活制度，它具有强大的统率成员、调配资源的组织功能。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礼制社会环境中采取相适应的生存发展策略，自觉地走上了礼制化道路。少林寺僧团宗法制度，为其生存和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使少林寺1500余年香火不断、生生不息。

少林寺的宗法制度自北魏创建到金末，僧人虽有代数之分，但不具家族形式，僧人的生活、起居、传法都在一起。而寺院的掌门者，唐代之前寺院的三纲上座僧、寺主僧、都维那都是从寺院的高僧中选出来的。从唐朝开始“代推一人主持法席”的住持，也是从寺院高僧中选拔的。后任住持与前任住持有的有师承关系，有的没有师承关系，自元朝福裕住持少林寺后，少林寺的传代开始形成家族的形式，改十方丛林制为子孙承袭制。不仅住持有师承关系，而且众僧也有明显的家族式代数之分。整个少林寺是一个大家族，大家族内又分成若干小家庭（堂门、门头）。少林寺的堂门源于元代初年福裕禅师住持少林寺始。福裕为使其子孙代代相沿，世世相承，在广泛吸纳传统宗法思想基础上，参照曹洞宗师——曹山本寂在江西豫章传法时所立的五十六字派的做法，在少林寺创立了少林曹洞七十字辈世系谱。据清《释氏源流五家宗派世系碑》所载七十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