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

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

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坐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

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

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

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地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

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

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英国诗人（Blake）也说：

“一粒沙里见世界，

一朵花里见天国；

手掌里盛住无限，

一刹那便是永劫。”

节选自《缘缘堂随笔》丰子恺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