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基督教迅速传播的问题。中国的佛教界如何去应对这一挑战?除了兴办佛学院，不断培养优质的现代僧人，并无他途。因此，当前的佛学院建设，必须是一种有国际眼光、有对话能力的佛学教育：跨越不同的佛教传统，跨越不同的宗教传统，跨越不同的学科传统。

三、服务社会

最后是想强调，当代佛学院建设，需要把“服务社会”的理念传授给学员。 民国以来的“人间佛教”，欧美世界倡导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就是要佛教徒关注、服务现实社会。

20世纪60年代，一行禅师，这位流亡海外的越南禅师最先提出“参与佛教”的说法。该词的越南文，完全是依据太虚的“人间佛教”一词。从此，“参与佛教”一词传遍英语世界，其内涵主要强调佛教需要参与解决关乎人类未来的社会现实问题，诸如世界和平、环境污染、粮食危机等。人间佛教，现在则主要针对现实的人生问题，往往是属于个人的物质或精神生活。海内外的华人佛教，其重心并不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而是着眼于信众个人的或家庭的幸福生活，强调为信众服务，劝导信众参与修行。

在这一方面，台湾地区的佛教发展，给出了很好的回答。无论是慈济功德会的赈灾、医疗，还是佛光山的办学、弘法，都以服务信众为宗旨，间接地也为社会的发展、和谐做出了贡献。他们在慈善救济、敦亲睦邻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中国大陆地区的佛学院建设，应当及时总结。在佛学院的课程设置里，要有相关的课程，譬如社会工作、家政服务、老人护理等方面，应有一定的选修课程与实践机会。

中国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过去的四世同堂，动辄家里有数十口人，到现在往往只有三个人，大量的老年人独守空房，“空巢”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样的社会格局里，佛法要送去关爱。仅此一个方面，中国佛教能为社会服务的空间就已很大。当前佛学院的人才培养，要能及时关注这类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其他方面的社会工作还有很多，譬如，专门收容孤儿或孤寡老人的福利院、病人的临终关怀、流浪者或失业者的社会关爱、残疾人或低收入者的生活照顾、高昂医药费的资金募集、困难学生的资金扶持，乃至重要科研项目的赞助，佛教界目前有条件适度参与。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通过佛学院进行培养。

与此同时，佛学院的教育对象还需扩大，不能仅仅面对出家人，居士教育也要纳入佛学院的工作范围。居士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都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居士队伍虽然人数庞大，但是他们的佛法素养并不理想，这可能会影响社会舆论对佛教的正确理解。从海外的经验来看，僧众越来越少，有些道场索性全由居士负责管理，僧人只是偶尔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世界佛教的发展趋势。因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出家人数将会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居士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居士学佛队伍，纳入到寺院佛学院的正规途径，这是大势所趋。现在国内有条件的寺院或佛学院，完全可以先行先试，有的地方已有一些实际经验：

一种是给常到寺院的居士开办短期培训班，类似于社会上的夜校或职校，以及长短期相结合的教育课程，最后颁发不同形式的培训证书;第二种是招收在家学员，实行四年制或两年制的居士教育，给他们设计专门的课程体系与教学计划，毕业后颁发佛学院文凭。前一种较为常见，颇受欢迎;后一种佛学教育尚在探索之中，深圳弘法寺佛学院在2012年9月招收了第一批在家学员25人，他们将在寺庙生活3-4年。

结语：还在探讨之中的话题

继承传统、面向世界、服务社会，是我依据佛学教育在现代中国的百年实践，对当前佛学院建设所作的三点设想。目前我也已根据这些设想，设计了相应的课程体系与教学计划，放在佛学院里实践。

但是，很多问题依旧没有答案，只能尝试。譬如，到底是传统的师徒传授，还是课堂的集体教学，究竟哪一种模式更好?许多法师倾向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他们甚至还担心佛学院会把年轻的僧人教“坏”，要么不再忠诚原先的师父，要么增加动心还俗的可能性。这些非常现实的心态，只能说明中国当前的佛学教育，还没有形成最必要的共识。

目前，教界与学界应当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上是如何教育僧俗两众。僧团内部早已有不同的工作分工，这些人才在传统上是怎样培养的;在汉传佛教里所谓“僧格养成”的确切涵义，究竟应该怎么界定。我想，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家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