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时礼佛的行法来源，可在《大智度论》卷十三中找到理论依据，其文云：“菩萨法昼三时、夜三时，常行三事：一者、清旦偏袒右肩，合掌礼十方佛；言：我某甲若今世，若过去世无量劫，身口意恶业罪，于十方现在佛前忏悔，愿令灭除，不复更作。中、暮，夜三亦如是。”佛陀临圆寂前，犹对僧团谆谆教诲，要求比丘们六时行道。据文献资料记载，弥勒菩萨、婆修盘头皆曾修习六时礼佛。另在唐不空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末尾注云：“五天竺国修行大乘人，常于六时礼忏不阙。”这说明，六时礼佛在早期的印度佛教中乃是较为盛行的行法。佛教传到中国后，则由东晋道安法师最先倡导“常日六时行道”，且著有《六时礼佛文》一卷。

六时礼佛的“六时”，一般会理解为昼夜六时，即一日一夜，所谓白天三时：晨朝、日中（又称午时）、日没（又称晡时），夜间三时：初夜、中夜、后夜。池田鲁参在其论文中说：“礼佛的六时，据《国清百录•敬礼法》中所记内容，可知其就是晨朝、午时、晡时、初夜、中夜、后夜之六时。”若如此解释，六时礼佛与四时坐禅（黄昏、后夜、早晨、晡时）的时间有所重叠，六时礼佛已是一日一夜，那四时坐禅的时间怎么安排？此与上述“禅礼十时，一不可缺”的原文相违！故似有不妥。其实，昼夜六时，亦可解释为“昼夜各有六时，共十二时也”。即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所云：“今依此国历法，凡一日一夜有十二时。”佛教中昼夜分十二时，是依《大集经》所说十二时神兽之说，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卷八上中云：“《大集》明十二兽在宝山中修法缘慈”，接着又详细解释了十二时（寅时、卯时、辰时、巳时、午时、未时、申时、酉时、戌时、亥时、子时、丑时）三十六时兽。综上所述，此处的六时，或应指二六时中（一昼夜十二时）的六时，即十个时辰，对应一天十二时辰中除两个时辰养息外，都在坐禅礼佛中度过。

四种三昧的具体内容，在《摩诃止观》卷二（上、下）有详细解释，分常坐、常行、半行半坐、非行非坐四种，各有经典依据，皆从身口意三业而说修行方法，前三并有劝修内容。常坐三昧，又叫一行三昧，依据《文殊师利所说经》和《文殊师利问经》，以九十日为一期，身常端坐，口或称名，意念法界而修止观。常行三昧，又叫佛立三昧，依据《般舟三昧经》，以九十日为一期，身常经行，口唱弥陀，意念观佛而修止观。半行半坐三昧，又分方等三昧和法华三昧，前者依据《大方等陀罗尼经》，以一七日为一期，身常行坐，口诵真言，意思秘要而修止观；后者依据《法华经》及《普贤观经》等，以三七日为一期，身修十法（严净道场、净身、三业供养、奉请三宝、赞叹三宝、礼佛、忏悔、行道旋绕、诵法华经、思惟一实境界），口兼说默，意观实相而修止观。非行非坐三昧，又叫觉意三昧、随自意三昧，依据《大品般若经》、《请观音经》等，身仪不限，于一切时、处，历善、恶、无记事，意起即修止观。此四种三昧，即是天台僧团中别行僧的行法。若觉得共修进度缓慢，可在别场精进勤修四种三昧。但修行时期稍有不同，在立制法中，别行以三日为期，满三日后，即应归堂依众，与依堂僧同修六时礼佛、四时坐禅，即所谓“禅礼十时”。

四、小结

国清寺峻工落成之际，身为智者弟子的智越法师（后为国清寺首任住持），于仁寿元年（601）十月三日，代表天台寺众表启以谢皇太子杨广，文中说道：“常于寺内，别修斋忏，恒专禅礼，庶藉熏修。”此中的“别修斋忏，恒专禅礼”，即是上述的别场忏悔和禅礼十时（四时坐禅、六时礼佛）等行法，这也充分说明了作为中国、日本、三国天台宗共同遵奉的根本道场、天台祖庭——国清寺，在其峻工落成之初或之前，天台寺众（国清僧团）即以此行法为恒务，上下和合，奉国行道；同时亦可窥知国清僧团早期的行道方法及其内容。

四时坐禅、六时礼佛的行法，乃是智者大师生前亲自为天台僧团所确立制定、一日不可缺行的“禅礼十时”。大师灭后，登基后的隋炀帝杨广，对此亦颇为重视、极为关注，其于大业元年（605）十一月，在扬州大牙殿，敕问僧使道：“师等既是先师之寺，行道与诸处同，为当有异？”天台僧使智璪答曰：“先师之法，与诸寺有异。六时行道，四时坐禅，处别行异，道场常以行法奉为至尊。”

此行法亦可说是早期天台僧团（后为国清僧团）独特奉行、引以为傲、广受赞誉的行法。诚如圆珍（日本天台宗入唐求法僧）在《授决集》（撰于公元884年）卷下所云：“唐土天下总曰：至细修行，不如天台，以六时礼佛、四时坐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