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西域僧人佛图澄来到中国，不仅利用他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威望广弘佛教教义，而且大造佛寺。他一生所造佛寺大约有八百余所，而太湖县境内至今犹存的佛图寺据说就是佛图澄所造。

南北两朝，尤其是南朝政府的大力推行佛教政策，使佛教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译经事业成就显著。继西域僧人卑摩罗叉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石涧寺译出了最早的律藏《十诵律》后，中国成实论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僧导在寿春创立了东山寺，成为南方派成实论师的先导者，他先后译出了《成实论疏》、《三论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成实派的代表作。

由汉未至隋初，其间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纷乱不安的年代，而佛教却能在这一期间越演越盛，饱经战火和动乱的人们正是因为有了佛教，才最终找到了精神上的支柱和心理上的依持，这不能不说是佛教所特有的殊胜因缘，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奇迹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的上升时期，也是安徽佛教的兴盛时期，由此向周围辐射，推动了佛教在全国特别是南部地区的传播。

2、皖西南地区是中国禅宗发源之地。

正如太虚大师所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佛教在安徽较早的传播和盛行，为中国禅宗营造了一块生长的沃土。

说到中国的禅宗史不能不提到菩提达摩，然而菩提达摩禅法的种子得以传播，又不能不提到中国禅宗史上另两位杰出的禅师，那就是被称为二祖的慧可大师和三祖僧璨大师。当菩提达摩大师从南方渡海来华，其禅法在玄学盛行的江南未能找到知音，传说他与梁武帝话不投机，便一苇渡江，来到了河南嵩山，于一个山洞内面壁观心。直到九年之后，弟子慧可才投于门下，于是菩提达摩的禅法终于有了合适的传人。

公元574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废佛运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北周法难”。在废佛的淫威下，接受了达摩衣钵的二祖慧可携四卷《楞伽经》南下，来到皖西南皖公山（潜山县天柱山）一带，寻找先期到达这里的弟子僧璨。慧可曾卓锡太湖县狮子山，后上岳西县司空山，将衣钵传于三祖僧璨。当年，慧可在狮子山和司空山分别留下二祖禅堂、二祖禅刹，这两地也就成为二祖道场，成为中国禅宗之滥觞。

慧可与僧璨往来于太湖县与司空山之间，培养禅法的种子，壮大了中国禅宗的队伍，从而改变了自达摩以来禅宗的头陀行，中国禅宗的山林化和僧团化从此开始。在皖公山，三祖僧璨又完成了第三次衣钵真传，将衣钵传给了当时只有14岁的弟子道信。位于潜山境内天柱山下的三祖寺即是他们传法和论道的重要道场。

之后，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移锡湖北黄梅县，但邻近的皖西南地区也是他们传法的重要地区。五祖弘忍曾以太湖县西风禅寺、宿松县五祖禅林作为坐禅说法之地。

到了中晚唐时期，禅宗开始向山林化和田园化发展。南宗马祖道一的弟子普愿禅师在池州南泉山（今安徽省铜陵市境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禅宗园林，当时在南泉普愿禅师的禅林中集中了少至几十、多至上百的禅僧。此外，还有投子大同禅师在桐城县投子山弘禅，其禅法继承了他的师祖曹洞宗石头希迁。黄檗希运禅师住持宣城境内的广教寺、水西寺，这些寺院也成为黄檗禅的祖庭，为临济禅的源头。

唐末至五代，禅宗逐渐形成五家七派。这些宗派源于江西等地，但许多宗派的兴旺则在安徽地区，特别是集中于二、三祖道场所在的皖西南地区。临济宗下，杨岐方会禅师在江西杨岐山创杨岐派，杨岐派二世白云守端禅师从江西来到安徽太湖县海会寺，杨岐派在白云守端及其弟子五祖法演、再传弟子“演门三杰”（圆悟克勤、太平慧勤、龙门佛眼）手上真正发扬光大，影响海内外。今天的太湖县海会寺、龙门寺，潜山县太平寺等，也成为临济宗的重要祖庭。禅宗另一重要宗派曹洞宗从五代到宋初一直宗门不振，直到由住持浮山（今属铜陵市）的浮山法远禅师代传衣钵给投子义青禅师，义青住持太湖县海会寺、桐城市投子寺，这两寺也成为曹洞宗中兴祖庭。除这两宗外，其他云门宗、法眼宗也在安徽一些寺院有过重要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