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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道安(312一395)俗姓卫,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扶柳人。自幼读儒家经书,十二岁出家,开始经常下地劳动,空闲时读经。后至后赵都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拜佛图澄为师,以其记忆出众和善于理解、发挥佛教义理而经常受到佛图澄的赞赏。他在佛图澄门下学习大小乘经典和戒律。石虎死后,后赵发生内乱,中原一带也战争连年,道安离开邺城到今山西、河北一些山区避难,沿途仍抽时间进行佛学研究,注释佛经,并且与弟子传教。此后虽也一度回到邺城(357),但二三年后因有兵乱,他再度出走,适逢天灾,决定南下东晋管辖下的襄阳。当时道安门下的弟子已达数百人之多,在河南新野与这些弟子离别,对他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高僧传》卷五《道安传》)是说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如果佛教得不到当政者的支持是难以传播的,让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传法。道安则带领剩下的包括慧远在内的弟子四百余人到了襄阳。道安在襄阳时期与当地及江东士大夫发生广泛的交往,并且迎合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着意宣述与玄学思想相近的《般若经》,还对大小乘佛经进行研究,撰写佛教著作。东晋太元三年(378)前秦王苻坚派兵攻下襄阳,将道安与襄阳名土习凿齿同送长安,受到苻坚的崇敬。此后道安实际成为前秦最高的佛教领袖。他一方面被苻坚奉为军政顾问,同时又利用得到前秦政府支持的有利条件组织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僧人翻译佛经,发展佛教事业。


道安是东晋时期在南北方都有很高名望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对中国内地僧团的确立和汉语系佛教理论体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1)道安博读儒家经书,又精研大小乘佛教,适应当时社会崇尚玄学的风气,有意大力宣传般若学说。著作很多,大约有48种。在这些著作中,他借助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语言、概念,来解释和发挥佛教义理,特别在般若学方面套用玄学“贵无”派的本体论论证方式,建立了“本无宗”的理论。(2)过去翻译佛经是在民间分散进行,道安利用国家的支持,选择翻译人才,主持较大规模的译经,使译经带有国家事业的色彩。在他主持下译出佛经14部183卷,其中小乘经典和论书占绝大部分,当中的《阿含经》和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3)道安建立的僧团达几百人之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弟子,如慧远、县翼、昙徽、法遇、道立及僧略、僧睿等人。他两次分散徒众,弟子分赴大江南北,成为各地佛教的骨干。其中有的人在后秦时成为著名译经家鸠摩罗什的弟子和翻译佛经的得力助手。道安根据《增一阿含经》的出身各个种姓的人一旦成为沙门皆称“释种”的经文,提出出家人不用俗姓,以“释”为姓的做法,成为后世的定制。他参考戒律为僧团制定的《僧尼规范》,对寺院讲经说法的仪规、平日的修行和生活、半月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布萨”)、夏安居等仪规,都做出规定,对后世汉地寺院僧尼制度的建立起到启示的作用。(4)道安编著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为中国佛教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来源:《中国佛教基础知识》杨曾文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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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隆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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