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纪耀发后来回忆：当时日军占领了南京，到处烧杀掳掠。他们一家那时就住在栖霞街，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父母和弟兄姐妹一家7口人一起跑到了栖霞寺避难。

“当时就觉得那儿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一开始去栖霞寺避难的人还不多，但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蜂拥上山寻求庇护。日本兵时不时地来寺里搜查，难民越来越多，寺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面对这么多的难民，寂然法师没有一句怨言，一个个地将他们收留下来，而且把寺里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给难民吃。我记得，难民最多的时候，连千佛岩上的石窟、佛龛里也都住满了人，大家都是一人一个铺盖卷，最多时寺里足有2万多人。”[1]

为了保证难民最基本的生活供应，在寂然法师带领下，栖霞寺僧众节衣缩食，每日供应难民两餐。甚至为了救济难民还动用了寺院储备粮。由于人头太多，开销过大，寺里的财力逐渐坚持不下去了，到了1938年春天，只能勉强保证每日一顿稀粥。

从1937年12月到次年３月，栖霞寺难民收容所共计收容难民达2.4万人。

寺庙供应难民共用了100多万（市）斤粮食。面对即将要面临的粮荒，寂然法师号召僧人减少饮食，保证给难民供应一天两餐的稀粥，他还亲自采来草药给伤者疗伤。“修行之法，日食两餐，补给饥饿，救难民生命为第一修行大要。”寂然法师对寺院僧众说。

这段史实在20世纪60年代由朱洁轩编撰、香港鹿野苑出版的《栖霞山志》第二卷第六章第三节“明常上人事略”中记载：师目睹哀鸿，怵然心伤，与寂然监院及其徒众等，在栖霞寺设难民所，广事收容，不期而至者三万余人。尽出寺储，以供备糗。不足，继之负逋。再不足，地方士绅孔广财、秦景韩、纪敦五、纪扬彰为之募继。敌酋恐滋事生变，促解散；师抗颜争，触怒顽敌。寺众惧祸及，谓师曰：“从井自陷，智者不为，况寺财已绌，曷不顺之？”师曰：“释氏方便之教，普度众生。吾人暮鼓晨钟，孜孜穷年，现正面临考验，今兽兵塞途，凶焰未戟。此数万无家可归妇孺，既入慈悲之门，安可为德不卒，推而出之，委诸沟壑乎？”众闻师言，义肝为壮。迄至南京秩序稍定，始陆续遣散，先后达四月有奇，耗米麦杂粮百万斤。师见义勇为，与夫临危不惧之大愿力，可窥一斑，非徒博善誉也。

今天，在栖霞古寺内有两块石碑，在题为《寂然上人碑》的石碑上真实描述了当时救助难民一事：“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载道流亡，惨不忍睹。上人（寂然法师）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相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护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月……”

《寂然上人碑》为江苏省不可移动文物除了粮荒问题，寂然法师及所有在栖霞寺躲避的难民，还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日军的不断骚扰、检查和屠杀。此事在当时的国际友人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1938年3月8日上午至10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来到栖霞山，也见证了这段苦难历史。威尔逊在日记中记载：“两个月前（1938年1月），在（栖霞山难民营）简陋的茅棚里，分娩的妇女，腿部受细菌感染而出现坏疽，膝盖以下部分已经全部变黑，膝盖上部也出现多处脓肿。”[2]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财务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在1938年1月13日《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的报告中，说他为了“急需寻找粮食”，越过封锁线，开车去了栖霞山，他说他看到的情况令他“感到震惊”：“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就连较大一些的村庄，也空无一人。房子被烧光了，人被打死了”。还活着的人，惊惶地躲到栖霞寺中去。而在栖霞寺，日军“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破坏，就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

避难于栖霞寺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