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高僧传》、《续高僧传》叙述讲经法会时所使用的“法主”、“讲主”、“高座”、“都讲”、“复讲”五个术语的含义作了诠释。经过考辨可知，“法主”、“讲主”、“高座”是对“主讲”的称呼，而“都讲”是讲经的辅助者，承担“唱导”、“念诵经文”以及“问难”的职责。而“复讲”则是复述主讲者所讲的内容，是培养后学的方法。在讲经法会中，不但是“都讲”可以问难，任何听众都可以问难。这充分反映了古代讲经法会中自由论辩的风气。

关键词：法主 讲主 高座 都讲 复讲

讲经说法是中国古代僧人弘扬佛教的最重要的手段，古代经疏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此。关于古代僧人讲经的仪轨以及讲经重要性，学者研究已经已多，本文不拟涉及。在此拟通过一些典型事例的罗列分析来阐释讲经说法对于培养僧才的重要性。[1]

一、“讲主”、“高座”

南北朝、隋唐文献所见的“法主”，有一些当代学者将其当作寺院的领导者“寺主”看待，而笔者以为“法主”，是否为一寺之主，倒不一定。很多论著都将“法主”当作寺院的“寺主”[2]。这一说法，可能来源于赞宁的“含混”叙述。赞宁在“立僧正”条下说：有号“法主”者。如释道猷，生公之弟子也。文帝问慧观曰：“顿悟义，谁习之?”答曰：“道猷。”遂召入。至孝武即位，勅住新安寺，为镇寺法主。又勅法瑗为湘宫寺法主。详其各寺同名，疑非“统”、“正”之任。[3]其后，赞宁在“杂任职员”即佛寺寺职条目下说：“又宋齐之世，曾立法主一员，故道勅为新安寺镇寺法主，法瑗为湘宫寺法主。”[4]可见，赞宁对于“法主”究竟属于僧官系列中的“统”、“正”还是别的什么，举棋不定，因此，在两处都作了叙说。从常常举到的几个例子分析，“法主”很大可能是“说法讲经之主”的意思。如刘宋时竺道生的弟子道猷，宋文帝“大集义僧，令猷申述顿悟”，一举成名。宋孝武帝敕道猷住新安寺，“为镇寺法主”。[5]宋明帝造湘宫寺，“大开讲肆，妙选英僧，勅请瑗充当法主。”[6]从这两条资料看，“法主”解释为“说法讲经之主”和“寺主”似乎都可通。然而，其它一些资料则不可遽解为“寺主”。如《高僧传》记载：释慧亮，“太始之初，庄严寺大集，简阅义士，上首千人，勅亮与斌递为法主。”[7]此处所说的“斌”即指昙斌，《高僧传·昙斌传》未记载此事，然从其传中可见，昙斌是一位精通多种经论的能讲之僧。二位都都在“宋元徽中，卒于庄严寺”[8]。从这些资料推断，此处所言的“法主”其实是“讲经说法之主”，所以才可能在同一时段中“递为法主”。《续高僧传·僧旻传》记载，南齐永元元年(499)，东昏侯“勅僧局请三十僧入华林园夏讲，僧正拟旻为法主，旻止之”[9]。此处的“法主”只能作“讲经说法之主”解释。《续高僧传·慧赜传》记载，隋代开皇中，江陵寺“大兴法席，群师云赴。道俗以赜嘉绩夙成，咸欲观其器略，共请为法主，顾惟披导有旨，因而践焉。甫年十二，创开《涅槃》，比事吐词，义高常伯，论难相继，辩答冷然，少长莫不缄心，颂声载路。”[10]而此年慧赜才十二岁，不可能为寺主。宣讲经论法会中的主讲也称为“讲主”。释警韶(508—583年)，俗姓颜，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省)。《续高僧传·警韶传》记载：警韶二十三岁时，宣讲《大般若经》。“后还建元、晋陵等寺，敷演经论，解冠群宗。”离开其师之后，警韶先后住于建元寺、晋陵寺，他的志向是，年四十岁时“长就讲说”。结果在三十九岁时，“为建元寺讲主临终遗令传法，韶遵崇余烈，即坐演之。受业之宾，有逾师保。”[11]这是说，梁太清元年(547)，建元寺讲主圆寂，临终叮嘱警韶继承其位，警韶遂成为建元寺的新讲主。《续高僧传》卷二十四记载：隋大业六年(610)，“有勅郡别简三大德入东都，于四方馆仁王行道，别勅乘为大讲主，三日三夜兴诸论道，皆为折畅，靡不冷然。”[12]从文意看，应该是宣讲《仁王般若经》的“大讲主”。也应该指出，“讲主”除上述含义外，有时特指供养讲经法会的檀越。《续高僧传》卷九《灵裕传》就有一例。释灵裕(518—605年)在讲经活动中曾经遇到的事情：尝有一处，敷演将半，因行游观，乃近韮园。问其本缘，云：“是讲主所有。”裕曰：“弘法之始为遣过原，恶业未倾，清通焉在?此讲不可再也。宜即散之。”便执锡持衣，径辞而出。讲主曰：“法师但讲，此业易除耳。复未足忧之。”便借倩村民犁具，一时耕杀四十亩韮，拟种谷田。[13]从此文的内容推测，此位以“讲主”称呼的檀越应该是僧人，很大可能是此寺院的“三纲”之一。在南北朝时期的古代文献中也可以见到以“高座”称呼“讲主”的例子。《高僧传》时代最早的例子是帛尸梨密多罗，他是西域人，“时人呼为高座。”[14]然而此例的含义不明，但与中土以讲经法座来称呼讲主的习惯没有多大关系。慧皎《高僧传》卷七即有一例以“高座”指代“法主”的用法。《高僧传·释僧苞传》记载说：“高座出题适竟，苞始欲厝言，法师便问：‘客僧何名?’”[15]此中明显的是以“高座”、“法师”来称呼讲经的主角。年少的法上(495—580年)，二十余日即可背诵《维摩经》和《法华经》，随后“因诵求解，还入洛阳，博洞清玄，名闻伊滏。年暨学岁，创讲《法花》，酬抗疑难，无不叹伏。善机问，好征核，决通非，据昌言，胜负而形色非美。”[16]法上到洛阳参学《维摩经》和《法华经》，不久即以沙弥身份，在宣讲《法华经》的法会上问难，博得时人的赞誉：“黑沙弥若来，高座逢灾也。”[17]这是说，只要法上前来听讲问难，高座讲经的法师就紧张了。释智琚(?—619)“欲洁操秉心，偏穷法性，诸高座主，多无兼术。古人有言，学无常师，斯言有旨。广寻远讨，曲尽幽求。年二十七，即就敷讲，无碍辩才，众所知识。说经待问，亟动恒伦。”[18]这也是以“高座”指代讲经法师的例子。释智脱(541—607)，“时丹阳庄严寺[日*爵]法师，《成论》之美，名实腾涌，远近朝宗，独步江表。脱乃服义下风，思餐法味。既适金陵，研几幽旨，精统词理，驰誉两都。每宴居避席，请谈玄论，[日*爵]师深加赏赞，称为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门徒，以相付嘱。乃续敷义席，常转法轮，庄严之部，于斯荣盛。”[19]此中的“高座”是指建康大庄严寺的[日*爵]法师。[日*爵]法师圆寂之后，智脱继承了他的“讲席”，光大了此寺中的《成实论》研习规模。所谓“高座”本来是讲经法会上主讲的座位。如《续高僧传》卷八记载：净影慧远(523—592年)“当终之日，泽州本寺讲堂众柱，及高座四脚，一时同陷。”[20]正因为“高座”是讲经法会主讲者的座位，且很高，因此，文献中“升高座”的说法很多。如慧皎《高僧传》卷十三“论”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故道照、昙颕等十有余人，并骈次相师，各擅名当世。”[21]关于“高座”的“高度”，论者喜用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下的一则记载：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制二高座赐新安国寺。一为讲座，一曰唱经座，各高二丈。砑沉檀为骨，以漆涂之，镂金银为龙凤花木之形，遍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陈经案，次设香盆，四隅立金颖伽，高三丈，磴道栏槛无不悉具，前绣锦襜褥，精巧奇絶，冠于一时。即设万人斋，勅大德僧撒首为讲论。[22]此书撰写者是唐懿宗、僖宗朝时代人，此中的“上”是指唐懿宗。如文中所说，咸通十二年，唐懿宗命令制作高达两丈、制作精美的讲经高座，赐给长安的安国寺，并且由僧澈第一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