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讲经法堂、法座，《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有一记载很值得注意：

天监末年，下勅于庄严寺建八座法轮。讲者五僧，以年腊相次。旻最处后，众徒弥盛。庄严讲堂，宋世祖所立，栾栌增映，延袤遐远。至于是日，不容听众。执事启闻，有勅听停讲五日，悉移窓户，四出檐溜，又进给床五十张，犹为迫迮。桄桯摧折，日有十数。得人之盛，皆此类焉。旻因舍什物嚫施，拟立大堂，虑未周用，付库生长，传付后僧。[23]　　此文中的“八座法轮”意思不大明了，也缺乏其他资料互证。推测言之，似乎是可以容纳八位法师同台参与讲经的“高座”。文中又说，建康庄严寺讲堂是刘宋世祖孝武皇帝刘骏(430年-464年，453年—464年在位)时期所建。这次讲经活动，五位高僧依次宣讲，僧旻因为僧腊最短而排在最后。然而听众却更多，甚至使讲堂人满为患，皇帝知晓后，下令停止五日，扩大讲堂，加座五十，仍然不足以容纳所有听众。僧旻“又于简静寺讲《十地经》，堂宇先有五间，虑有迫迮，又于堂前权起五间，合而为一。及至就讲，寺内悉满，斯感化之来，殆非意矣。”[24]这次也是人满为患，临时扩充讲堂。

二、“都讲”与“讲主”的互动
　　都讲是讲经法会中辅助主讲者，主要的任务是“问难”。从文献的记载推测，其身份、地位与主讲相比，略逊一筹。然而，“都讲”与“讲主”的互动使讲经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高僧传·僧导传》记载：僧导“形止方雅，举动无忤。僧叡见而奇之，问曰：‘君于佛法，且欲何愿?’导曰：‘且愿为法师作都讲。’叡曰：‘君方当为万人法主，岂肯对扬小师乎?’”[25]由此例中僧叡与僧导的对话可知，“法主”的地位更高。　　如《续高僧传·灵裕传》卷二十记载：“时相州有灵智沙门，亦裕公弟子也。机务亮敏，著名当世，常为裕之都讲。辩唱明衷，允惬望情，加以明解经论，每升元席，文义弘远，妙思霜霏，难问锐指，擅步漳邺。”[26]依据此说，灵裕讲经时，弟子灵智常常充当“都讲”。　　关于“都讲”的职责，《续高僧传》卷九记载说：“昔弥天释道安，每讲于定坐后，常使都讲等为含灵转经三契。”[27]此中的“都讲”承担的是“唱导”的职责。《续高僧传》卷二十八又记载：释善慧达到长安，“沙门吉藏正讲《法华》，深副本图，即依听受。形服鄙恶，众不纳之，乃扫雪藉地单裙[扌+亲]坐。都讲财唱，倾耳词句，拟定经文。藏既阐扬，勇心承旨，望通理义。”[28]此中似乎是说，都讲也承担“唱诵”经文的责任。　　“都讲”的基本职责是“问难”。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兹举数例。　　《高僧传》卷四《支道林传》记载：“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回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29]支道林是东晋时期最为著名的辩经僧，他不仅与高僧们互相论难，也与当时的玄学家论辩。这场宣讲《维摩诘经》的活动，道林担任主讲法师，许询担任都讲。二者相得益彰，论难和回应悬念迭出。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的最后一句，听众都称获得了支道林所讲的要旨，令其回忆自己叙说，不能完全说出所有论旨。　　道宣在其《续高僧传》卷九《僧粲传》记录了僧粲与嘉祥吉藏配对宣经讲论法会的大致过程。其文说：　　隋齐王杨暕，见礼下筵，钦兹叹咽。常欲见其谈说，故致于法会。有沙门吉藏者，神辩飞玄，望重当世。王每怀摧削，将倾折之。以大业五年于西京本第盛引论士三十余人，令藏登座，咸承群难。时众以为荣会也，皆参预焉。粲为论士，英华命章，标问义筵，听者谓藏无以酬及;牒难接解，谓粲无以嗣。往还抗叙，四十余翻，藏犹开析不滞，王止之，更令次座接难。义声才卷，粲又续前难，势更延累。问还得二三十翻，终于下座，莫不齐尔。时人异藏通赡，坐制勍敌;重粲继接他词，慧发锋挺。从午至夕，无何而退。王起执粲手，而谢曰：“名不虚称，见之今日矣。”躬奉麈尾什物，用显其辩功焉。而行摄专贞，不贪华望。[30]　　此段文字记录的是齐王于大业五年(609)于其宅第组织的一次宣讲经论的法会，吉藏任讲主，僧粲任都讲。从道宣所录时人的赞语窥测，二者不分伯仲。也有学者将此记述解释为“辩论”，如汤用彤先生在论及吉藏时就说过：“曾与僧粲、智脱辩论，可见其纵横一时也。”[31]南北朝隋唐讲经，均有“讲主”和“都讲”之设，后者专门“问难”，由主讲回答。从场面上看，从今人的习惯言之，似乎有“辩论”性质，其实在当时是讲经的常规做法。另外，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提问。如果讲主不能回答“都讲”和其它人的问难，则自动下座。而吉藏与僧粲这一场讲经法会则是一场旗鼓相当、皆大欢喜的场景。　　南朝的“瓦官寺”，乃是高僧萃集之所在。东晋初期，支道林曾经于其中宣讲《般若经》。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聴。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輙摧屈。孙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此事应该发生于晋哀帝在位时期的兴宁二年或三年间(364—365)，因为文中提及的竺法深是哀帝时期至京师建康的。　　在讲经法会中，不但“都讲”可问难，所有听众都可以问难。也有僧人因此而脱颖而出，名声大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