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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中:古代讲经与汉传佛教的辩经风尚

三、“复讲”
  从现有文献看,“复讲”的职责是重复主讲者讲过的内容。承担此任务的往往是主讲者的弟子,因此,这一设置一方面为了听众更容易理解主讲者宣讲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培养弟子的一种方法,“复讲”是成为“讲主”的必由之路。  “复讲”大多是面对公众的,但也有在师父讲完之后,面对师父而复述的情况,东晋高僧道安在佛图澄门下就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道安,俗姓卫,常山(郡治在今河北正定南)扶柳人。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二岁出家。因为形貌黑丑,不为他的剃度师所重视,叫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一点也没有怨色。几年之后,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由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使他的师父改变了态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高僧传》说:  澄讲,安每覆述,众未之惬。咸言:“须待后次,当难杀昆仑子。”即安后更覆讲,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41]  从佛图澄圆寂之后,佛图澄的一些重要弟子又进入道安僧团等事实看,在佛图澄僧团,道安具有很高威望和地位。而之所以如此,首先就是其讲经说法的本领超越佛图澄的其他弟子。其他原因不再赘述。  洪遵在晖公门下脱颖而出,也是在复讲中完成的。释洪遵(530—608),姓时氏,相州人。洪遵八岁出家,“从师请业,屡高声驾,及受具后,专学律部,心生重敬。内自惟曰:‘出家基趾,其存戒乎?住持万载,被于遗教,谅非虚矣。’更辞师友,游方听习,履涉相京,谘访深义,有所未喻,决问罕通。三夏将满,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资云公,开胸律要。并及《华严》、《大论》,前后参听,并扣其关户,涣然大明。承邺下晖公,盛弘《四分》,因往从焉。”[42]洪遵出家受具足戒之后,依照当时的惯例,拜师学习律部。从此传后文叙述的洪遵的卒年和享年来推测,洪遵受大戒是在东魏,东魏的首都邺都,因此,“履涉相京”数句指的是,洪遵是在邺都初学律学的,“三夏将满”后又前往嵩山少林寺跟随道云学习律部,此后又回到邺城跟随道晖学习《四分律》。在道晖门下,洪遵获得了巨大进步,其标志就是宣讲律典。晖公“听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复讲、竖论,了无命及。晖寔律学名匠,而智或先图,遵固解冠时伦,全不以曲私在虑。”[43]这是说,晖公徒众五百,大多以取媚为务,复讲、树立论题等方面都无人契入关键。《续高僧传》记载:  后因盛集,异学充堂。遵乃束晖制疏,捧入堂中,曰:“伏膺有日,都未见知。是则师资两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坐上,往复云所。既属舍见来降,即命登座复述,吐纳纤隐,众仰如山。[44]  洪遵仔细地研读了晖公的注疏。一日,将其师的注疏文本捧上讲堂,禀告师父:我已经熟悉了您的解释,但您还不知晓。洪遵于是讲其师的文本置于座上,与其师往复对谈。其师遂命其登上高座复述其师学说,由此,洪遵声名大振。  释灵幹(535—612),俗姓李氏,本金城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后因祖为相而封于上党,于是迁至上党。灵幹即生于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等地),此地离当时的佛教中心洛阳和邺城都不远。“年始十岁,乐闻法要,游寺观看情欣背俗,亲弗违之。年十四,投邺京大庄严寺衍法师为弟子,昼夜遵奉,无怠寸阴,每入讲堂想处天宫无异也。十八,覆讲《华严》、《十地》。初开宗本,披会精求,佥共怪焉。又酬抗群锋,无所踬碍,众益欣美。”[45]所谓“覆讲”就是在其师讲毕之后,弟子又重新讲之。这是训练弟子的一种方法。在灵幹十四岁时,拜当时住锡邺都大庄严寺的昙衍为师,十八岁时就奉师命覆讲《华严经》和《十地经论》。二十岁受具之后,专志研习戒律,养成了严谨持律的作风。灵幹后来取得很大的弘法成就,这与早期受到“复讲”训练不无关系。
结语
  讲经说法是佛教最主要的弘法手段。上文简略地考察了东晋至隋代作为讲经的主体——讲主(高座)、都讲、复讲三者的分工及其互动对于佛教自身发展的广泛影响。  南北朝学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讲经风尚。首先,讲经的神圣性、庄严性,必然对讲经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佛典博大精深,要熟悉很多经典并且达到的登台宣讲的程度并非易事,于是一门深入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其二,讲经,特别是有官方提议或者主办的讲经,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参与者的社会层次丰富。这一方面为讲经者提升社会公认度提供了舞台,另一方面也使得宣讲的经典往往有明显的社会关注度。南北朝时期,恰好处于佛教各种系统的经典逐次传入中土并且逐渐发生影响的时期,新译出的经典(包括更完善的新译本的出现)都会引起佛教传播风尚的变化。其三,讲经法师的专业化分工,使得熟悉一类或者二、三类佛典的僧人更容易脱颖而出,客观上促进了围绕某一类经典注疏、研习、宣讲的僧人结成较为稳固的师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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