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禅宗规范

禅宗作为汉传佛教最大的宗派，在一定历史时期保全了佛教再生潜力，为佛教历尽磨难而重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内在原因除了理论的革新诠释，实践的平实落地；外在因素，即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章制度，历代增修，与时俱进。如《百丈清规》《禅门规式》《禅苑清规》《至大清规》《咸淳清规》《丛林两序须知》《丛林祝白清规科仪》等编撰，极大程度上反应了禅宗吸收封建社会的管理模式，融入本土，许多仪轨的设置，与政权维护，社会风俗，都有密切联系。这些都是禅宗创立过程中，做出适应本土文化，勇于创新的经验所在。史实证明，正是因为禅宗有了这些从理论到实践，从视角到制度的调整和创新，成就了禅宗中国佛教史上第一大宗派，佛教输出主力的地位。

三、法脉传承

关于法脉传承的发达，亦奠定了禅宗日后深远影响的基础。六祖慧能之前，相对薄弱。之后则异彩纷呈，恢弘壮大。

1、六祖慧能

自初祖达摩于南朝梁普通年间（520—526）来到中国，到六祖慧能（公元713年圆寂）约经历了六代祖师，近二百年的时间。达摩有《二入四行论》《破相论》等存世。二祖慧可，无禅学作品存世。三祖僧璨所作《信心铭》，一定程度上开创了顿悟思想的中国式诠释。四祖道信开始，有了较为固定的传法地点，提倡“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世。理论上，融合《楞伽》与《般若》思想，主张“解行相扶”“守一不移”。注重戒行与禅修结合，渐修与顿悟相连。五祖弘忍，一生传持和弘扬道信所主张的修学观点和禅修方法，在湖北一带活动，被尊为“东山法门”的创始人。他的主要功绩，即是为慧能对《般若》经典的重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看作是四祖与六祖在禅法思想的深化者。六祖慧能的代表作《坛经》，被视为中国僧人唯一冠以佛经的撰述。慧能门下弟子较为著名的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菏泽神会、永嘉玄觉、韶州法海、南阳慧忠等，四十余人。其中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从法脉传承上，恢弘了禅宗气象，被称为“二甘露门”。菏泽神会，则确立了慧能南宗禅的正统地位，著名的“滑台大会”取得了南宗禅在上层社会和佛教内部的认可，也可以看出是禅宗与政治的良好促进。

2、五叶分派

随着禅宗在中华大地的不断壮大，其影响由岭南一带，慢慢浸入其他地域，如长江下游，黄河两岸。由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门下，数传之后，在唐朝末年禅宗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五个派系，即沩山灵佑与仰山慧寂开创的“沩仰宗”盛行于湖南，江西一带；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开创的“曹洞宗”弘传于江西等地。云门文偃开创的“云门宗”盛于岭南广东一带；临济义玄开创的“临济宗”弘化于黄河一带；清凉文益开创的“法眼宗”盛行于长江下游一带。直至北宋初年，由临济宗又衍生出“黄龙派”与“杨岐派”，自此禅宗“五家七宗”宣告完成。除了形成宗派的诸大禅师之外，还有弘化各地的诸方著名禅僧，如在河北传法的赵州从谂，与唐朝末年的镇州藩镇关系极为熟络。再有南泉普愿、鸟巢道钦、大梅法常、大珠慧海、五泄灵默、疏山匡仁、圆智道吾等，都是名重一时，影响千古的禅门宗匠。在五家逐渐确立形成期间，由于法脉传承的考辨，出现了许多记载传承的禅宗谱系，如北宋年仁宗时明教契嵩一人，关于梳理禅宗传法谱系即著有《传法正宗记》九卷、《禅宗定祖图》一卷、《传法正宗论》二卷。今天成为定论的“西天二十八祖”之说，即是契嵩根据《宝林传》等相关典籍做出的论证。由此可见，禅宗重视和确立传承谱系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这正是佛教中国化，成其为汉传佛教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