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宗教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中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在中国历史上，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已经第一次成功地中国化。然而，站在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佛教又将面临着全面地第二次中国化。中国佛教唯有成功地完成第二次中国化，才有可能全面融入当前中国大文化的创新，大中国的崛起，才有可能通过第二次中国化而真正走向中国佛教的世界化。本文以佛教中国化的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个支点进行论述：首先，对自道安法师以来中国历史上佛教的第一次中国化进行阐述。其次，论述了中国佛教在唐宋以后的衰落以及晚清以来的极度式微，以致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拉开第二次佛教中国化的序幕：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兴起。最后，笔者对未来成功创新的中国大文化进行了展望，对于未来中国佛教如何成功实现佛教第二次中国化提出三个基本要点。欠缺不当之处，恳请领导与方家斧正。

关键词：中国化、第一次佛教中国化、第二次佛教中国化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此外，习总书记特别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本文关注的就是佛教中国化的问题。

有关佛教中国化问题，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1995年就在《中国宗教》上发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认为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已经第一次成功地中国化。

在学界，有关佛教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既有单篇论文,也有专著。单篇论文的数量比较多,而相关的专著,比较突出的有方立天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以及何锡蓉先生的《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双向建构》二书。至于单篇论文,有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如尹德蓉先生的《从历史演进论佛教的中国化》,方熔先生的《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路径》；有的则从典型个案的角度来考察佛教中国化,如方立天先生的《慧远与佛教中国化》,韩秉芳先生的《从庄严未来佛到布袋和尚——一个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等；有的则从佛教中国化本身的特点、意蕴及发生的原因等方面,来考察佛教中国化,如刘曙东、农夫先生的《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意义》,孙九霞、马建钊先生的《试论佛教中国化的特点》；有的则从佛教的中国民间化、通俗化以及佛教僧尼日常生活的民族化的角度,论述佛教的中国化,如欧人、王世勇先生的《佛教中国化问题管窥》；有的则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佛教的中国化,如陶全胜先生的《佛经的翻译策略与佛教中国化》。这种多角度地考察和研究佛教中国化的方法,是与佛教中国化发生的全方位性、多层次性相适应的。而在这种多角度的揭示中,有两点最为关键,也最值得注意：一是对“佛教中国化”的准确界定,二是对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的揭示。对于什么是“佛教中国化”光是笼统地说佛教中国化是指佛教带上了中国的特征,这是显得粗疏的,因为按照这样的认识标准,那么,佛经的翻译也可算是真正的佛教中国化了,而由“格义”比附的方式产生的“六家七宗”,也该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了。但实质上这些都只是佛教中国化的初步阶段,离真正的佛教中国化还有一段距离。为了廓清对佛教中国化认识的粗疏之处,何锡蓉在其专著《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双向建构》一书中,结合僧肇与竺道生等人的阐发,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她认为只有像僧肇、竺道生这样在正确理解佛教原义的基础上,依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提出新的佛教见解,才算是真正的佛教中国化,因为这些新的佛教见解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的融合,而不再是初期阶段的那种浅层次的、歪曲比附式的融合了。这一佛教中国化的定义对我们界定何谓西方文论中国化也有启发意义。而关于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不少研究者都涉及到了,但是阐述得比较精当、清楚的是方立天先生,他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中指出“中国佛教哲学是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是中国佛教学者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相结合的产物。”这句话,就清楚地把方先生考察佛教中国化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角度表达了出来,即他是从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方面来揭示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的。总之,现有的有关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成果,较为清楚地揭示了佛教中国化发生的历史、内在机制以及发生的各种层面。而本文将依据上述相关研究，以中国佛教的过去、当前、未来为三个支点，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疏理，从而提出中国佛教第二次中国化的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