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学界的两种视角，只是因为切入角度的不同，而导致其观点相左。事实上，两个进程是同时的，相互交织的；正因为有了“中国”化“佛教”与“佛教”化“中国”的两个进程的同时发生与并进，才有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创新、融合，最后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第一次佛教中国化：再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出三藏记集•道安法师传》用“钩深致远”、“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来盛赞东晋道安大师在格义佛教背景下的锐意进取与开拓创新；而道安大师千古一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出佛教在中国弘扬最核心的原则与方针；道安大师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更是鲜明地呈现出道安对于当时佛教中国化最为前沿的解释与把握。道安大师可谓是中国佛教史上推进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基于道安法师传，我们可梳理出相关佛教中国化的三个原则：

佛教中国化的精神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佛教中国化的政治原则：必依中国，法事方立；

佛教中国化的方法原则：随机立缘，不拘不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道安大师之后，中国佛教一直在沿着道安大师所创立的原则不断地进行中国化。

（一）、佛教中国化的精神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佛教教义与实践之中国化进程回顾

佛教传入伊始，体系混乱，语系纷杂，经典缺乏。是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佛教的核心要义，难以有体系上的把握。于是产生了用中国本土固有之儒家、道家思想来阐释佛教义理之“格义佛教”：“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中国佛教史上的“格义佛教”，从道安始，就得到反思，经罗什，而致僧肇；僧肇以一部《肇论》，用完全中国化的语言、逻辑、思想背景，完成对于佛教核心要义“空”的精确阐释。

东晋以降，南北朝之始，中国佛教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原有的佛教核心教义之外，又增加了对实践佛教方法的关注。南北朝时期，随着传入经与论的量的累积，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出现了以研究某一部经或论为重心的“学派”现象，如“摄论学派”、“地论学派”、“涅槃学派”等等。而“学派”背后所呈现的意图有二：一、中国人试图以中国的语言、逻辑与文化为背景，更加系统地理解与把握各种佛教教义；二、中国人试图探索和把握精确的佛教实践方法论。

隋唐佛教则继承了南北朝佛教的二个核心意图，并最终完成中国宗派佛教的创立，并完成佛教教义与佛教实践的完全地中国化。一部《六祖坛经》，用最为质朴简练的中国语言、逻辑、文化背景，精确地阐释出印度佛教的核心要义与方法论，标示着印度佛教完美中国化的最高峰。

（二）、佛教中国化的政治原则：必依中国，法事方立的二层含义

道安大师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狭义地理解就是依国主，法事立。实际上，在道安大师之后，佛教依中国法事立，则呈现出二种走向：一、当依国主，则法事立；二、士僧互动，法事深入。

1、当依国主，则法事立

当依国主，则法事立，以南朝梁武帝护法为典型，在佛教史中处处呈现，此文不再赘述。

2、士僧互动，法事深入

士族阶层，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精英阶层，他们是中国政治与精神脊梁。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极盛背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是：士与僧的良好互动。东晋高僧道安与名士习凿齿之“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则成为士僧良好互动关系的生动写照与千古佳话。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很多僧人本身就出自士族名门。在道安之后，名士与高僧的机锋叠出，更多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深入地理解与把握佛教教义与方法，从而让佛教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终于筑就佛教在南北隋唐时期的繁荣昌盛。是以，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第一次成功的中国化，除了坚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原则外，士与僧的良好关系，成为中国古代佛教真正落地、生根、发芽、成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此点道安大师虽然没有言明，但从他与名士的交往，即可窥得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