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教中国化的方法原则：随机立缘，不拘不泥

道安遣法汰到扬州教化，嘱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遣法和入蜀教化，嘱曰：山水可以修闲。可见，教化之事当随机立缘，不可拘泥，而后方可移风易俗，这是佛教中国化方法论的原则。是以中国汉地佛教素食传统，自梁武以来蔚然成风，“学派”与宗派林立，禅宗之不立文字，当前棒喝，机锋连连，清规与戒律并行，都可谓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的方法论随机立缘，不拘不泥，遥契祖意，却又独具匠心。

（四）、小结：唐末以后中国佛教衰落原因管窥――保守与创新的张力与抉择

唐末以后,中国佛教经过北宋的整体维持、相对发展以后,自南宋开始，中国佛教便逐渐江河日下,及至晚清衰微尤甚。唐宋以降的中国佛教衰微之势,除其自身的原因之外，也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此处，笔者试图以大历史的视角，对于唐宋以后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进行管窥：

回顾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有二次国力与文化由衰向盛转变的时期。

第一次：春秋战国直至秦西汉时期。三代末期，中国由鼎盛走向衰微，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四分五裂，张力巨大。面对如此局面，儒、墨、道、法、兵、阴阳等诸子集中迸发，为家国天下，各呈已见，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此次，中国文化内在的自发性的迸发与创新，成就了以后秦汉一统天下，以及国力与文化由衰向盛的转变。

第二次：南北朝直到隋唐。东汉末期，中国文化与国力再一次触顶衰微，是以魏、蜀、吴三分天下，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最后还是进入东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南北分割，朝代迭更，战事频繁的乱世。此时，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为中国文化注入一股全新的活力，经过儒、佛、道的不断论争、融合与创新，最终成就了隋唐国力与文化的再一次鼎盛。

事实上，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入第三个由衰向盛转变的时期。北宋之后，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再一次触顶衰微，历经元、明、清，中国文化与国力多为保守，少有创新，及至晚清极度式微。晚清开始，中国有识之士已经放眼看世界，积极汲取西方文明，推动一系列的改革与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等，试图为中国文明再次注入新的活力。1911年辛亥革命用最为激烈的方式力图植入西方的文明模式。1945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运用各种方式，试图打破旧有的体制与束缚，快速推动中国社会再次走向鼎盛与繁荣，虽历经坎坷，但自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城乡模式、人际关系、价值序列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中国已经站在了全新的历史节点，为迎新下一个鼎盛的大中国与大文化的到来，作最终地努力与奋斗。

伴随中国国力与文化在唐末以后的触顶式微，实际上，中国佛教在唐宋以后的也逐渐衰微。佛教义学在充分中国化后，充分吸收佛教义学之后的宋明理学逐渐成为主流。此外，度碟制度的存废、佛教丛林宗法制度的盛行、太平天国运动的毁寺、晚清庙产兴学风潮等等，都促成中国佛教在晚清走向极度式微。

综上，笔者认为，唐宋之后的中国佛教的衰微，不仅仅是中国佛教个体的衰微，实际上，在唐宋之后中国国力与文化开始触顶式微。已经第一次完成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已经是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伴随中国第三次由衰向盛的转变，中国佛教也必然将会迎来再一次由衰转盛的转变：第二次佛教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