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禅”是以语言文字来解释历代禅门祖师机语（公案）的绕路说禅的方式。

起源于北宋初期，最先是临济宗僧汾阳善收集禅门祖师机缘问答100则，并以偈颂逐一阐述。

不久，云门宗僧雪窦重显推出“颂古百则”，促进了“文字禅”的形成。

后来，经杨岐派僧圆悟克勤推波助澜，以雪窦重显的“颂古百则”为蓝本，抛出《碧岩录》（又称《碧岩集》）10卷。

在每则公案之前加上“垂示”（纲要提示），又于每则公案之后加上“著语”（引证考据之注释），或在句中，或在每则公案之后再加上“评唱”（评论和心得），使“文字禅”广泛影响于社会，开启了大立文字之风。

文字禅的起源

“文字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它形成与公案之学相联系的稳定形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禅学潮流则是从北宋开始的。

文字禅是指把握禅理的禅学形式以通过学习和研究禅宗经典而达成。

在唐末，中国禅宗逐渐兴起“行脚参禅”的风气。修行方式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不再仅仅是个人的静坐默究来修行禅法，也不仅限于修习者个人不可言传的感受来体验禅境，师徒之间和师友之间的相互讨论、启迪或勘验成为主流，通过对语言文字的习禅、教禅，使用语言文字来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浅为特征。

它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运用公案结合在一起，公案受到禅宗界的重视，成为宋代文字禅的主导方面。文字语言逐步成为教禅和学禅的基本资料，这是与中唐开始的禅僧生活方式的变革相联系的。

作为文字禅的雏形，唐代禅宗师徒之间问对时经常采用一种特殊的语言，这些语言被称为“机缘之语”。这些机缘之语多是一些含蓄、隐晦或答非所问的语句。有时双方见面并不说话，而是用推、打、踏、喝等方式表示。诸如此类的参禅方式和手段，统称为“机锋棒喝”。

机锋棒喝的盛行与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变化有直接关系。然而，禅僧们之所以采用这种禅学方式，则与禅宗的基本理论密切相关。

禅宗认为，自心佛性是离言绝相的，对禅境的体验，对自心佛性的证悟，只能靠自己的亲身实践。因此，行机锋施棒喝，不过是要表达本质上无法表达的东西，启发禅者去自证自悟。

唐末五代，机锋棒喝在禅林达到了鼎盛时期，这种原本是为修行悟道、解脱成佛而推出的一种方便施设或权宜手段，逐渐成为明心见性的重要途径。

禅师们的此类禅学言行，经过辗转流传而被弟子们记录下来，称为“语录”“入道机缘”。其中一些著名禅师的言行独具特色，还被专门提出来，作为判定是非、衡量迷悟的准则，被称为“公案”。

到了北宋初年，不仅禅僧把语录作为教禅和习禅的重要资料，士大夫也格外予以重视。后来，参究公案也成为禅宗学徒明心见性的重要修行方式。最早把“公案”一词引入禅门的是唐末僧人黄檗希运。

公案原本指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借用它来专指前代祖师的言行范例。为了适应教禅和学禅的需要，禅师们开创了研究公案的多种形式。

与唐末五代相比，两宋社会相对稳定，王朝的宗教政策比较宽松，佛教的寺院经济由此得到平稳发展。这就为禅宗的领袖人物走出农耕山林，进住通都大邑或名山胜地的大寺院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放下锄头，拿起笔杆提供了可能。

文字禅的发展，正是禅师们在研究旧经典的基础上创造新经典的过程。宋代是产生禅宗典籍的黄金时期，其数量之庞大、种类之齐全，不仅超过唐五代，而且也为后代所不及。

在两宋社会的大背景下，山林旷野的质朴禅风在禅宗主流阶层身上逐渐消退，都市书斋的浮华禅风却日益浓重。这不仅在佛教内部为文字禅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也成为吸引士人的新禅风。

文字禅作为禅门的专称是始于临济宗的汾阳善昭（947—1024）。善昭所作的《颂古百则》和《公案代别》（《颂古代别》），汇集了古代若干的公案，分别用偈颂和“代别”加以陈述。

“公案”本指公府内的案牍，此指古代禅师的言行记录，其中蕴含着开导弟子觉悟的经验，可以作为禅修者的范式，学习和修行的准则，是禅门的“古则”。用偈颂解说公案就称为“颂古”。

善昭讲的“代别”是“代语”和“别语”的复合词。“代语”指公案中只有问话没有答语，或所答不合旨趣，而代为作答。“别语”指公案中已有答语，作者又另作别有含义的答语。比起偈颂来，“代别”是解说、发挥古代祖师禅法的重要文体。

宋代士大夫“喜禅”，是促动文字禅兴盛的强大社会力量。宋王朝出于削弱和分散官僚权力的考虑，机构设置臃肿膨胀，人浮于事，加上任用和罢黜随意，提拔的多，需要安置的更多，从而造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在职加赋闲的官僚阶层。而官场变换，宦海沉浮，都促使士大夫从禅中寻找精神寄托。

所以士大夫经世多作两手准备，几乎成了两宋文武官僚的共性。宋人罗大经说：“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荆公（王安石）拜相之日，题诗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山谷（黄庭坚）云：佩玉而心若枯木，立朝而意在东山。”（《鹤林玉露》）

另外，宋代士人一般从科举入仕，文化修养良好，钻研和创造禅宗典籍对他们有特殊的吸引力。许多重要语录、灯录的编定和修改，都有士大夫的参与。

在中国禅宗史和文化史上，文字禅一方面重语言文字的作用，增添了阐发禅意的新形式，加强了禅宗与文人学士的交往与思想交流，从而推动了禅的发展，扩大了禅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使禅宗走上了一味追逐华词丽句的道路，减弱了对禅意的领悟，缩小了禅在下层平民间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空林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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