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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颂教授受邀赴寒山寺做《众生佛性说体现的人文精神》讲座

王颂教授首先向大家解释中国文化传统对“人文”的定义。《易传》中有“天文”“人文”之分,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中华文化十分重视人的独特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诸家学说,在这一认识上是相对一致的,可以归结为八字:以人为贵,天人合一。
中国佛教中的“佛性”观念,以及中国民众对此观念的接受史,与先秦以来“神”“性”等概念的发展有极大关系。“神”既代指天地间神秘莫测的,主宰性的存在,又特指人的精神、心神。中国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文化特性,由此得以见出。
庐山慧远对“神”有过较多论述,“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鸠摩罗什大弘般若学,其门人弟子,则强调不应把“神”视为不变的实体性存在。在谈论“神识”的同时,需重视其空性的维度。
本土文化中不断积淀着对“心神”“神识”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佛教发生互动,指向人在天地万物之间的精神所依。人人皆有,浩然长存,应当予以珍视。
“性”这一概念更是源远流长,《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buddha-dha^tu一词,在汉语中有不同的翻译,但中国佛教最终趋向于使用“佛性”,正是因为传统文化原有的“性”字能够与其对应。
最终,“佛性”“心性”“人性”彼此交融,构成了中国佛教的特质。

在回顾过相关概念的发展脉络后,王颂教授着重带大家回顾了道生大师的学说。道生大师与苏州地方有极深因缘。他曾倡言“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其时大般涅槃经尚未尽传,闻者难信,群起攻之。道生大师便遁居苏州虎丘,聚石为徒,感群石点头,遂成就“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之典故。
王颂教授详细阐述了道生大师的佛性理论,又为大家讲解了六祖慧能对佛性说发展的重要影响。他指出,从这一学说,可看到中国佛教的人文特色,把握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佛教之所以能够扎根中国,中国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大乘佛法,是有其文化内因的,这也是近代人间佛教能够发展的根源所在。
最后,王颂教授以太虚大师的教诲作结: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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