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作为立足于观音道场普陀山的一座现代化的佛学院，在会闲法师的倡导与直接策划下，在全国佛学院中率先设立了观音学研究方向，这在全国各大学或各类科研机构的佛学研究生教育领域也是史无前例的创设，体现了佛教教育领域不断专精化、个性化以及对信仰性佛教研究的日益重视，是一件值得赞赏的佛学院研究生教育尝试。我有幸作为普陀山学院的兼职教授，负责指导观音学方向的研究生，得以有机会与普陀山学院的各位授课老师以及同学们进行交流，并深受启发。

我认为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提出观音学的概念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所谓观音学，就是研究以观音信仰为核心的佛教文化现象的学问，而以观音信仰为核心的佛教文化从横向来看，具有相对独立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从纵向来看具有产生、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形成相对完整的纵向脉络，蕴含着丰富的佛教发展史的内容。对这一文化现象展开研究，就如同对敦煌佛教石窟和文献展开研究所形成的敦煌学、对《红楼梦》展开研究而形成的红学、对古代亚述帝国展开研究所形成的亚述学一样，可称之为观音学。

观音学具有丰富的内涵，这可以从纵横等不同的角度来看。例如，从纵向来看，观音学主要研究观音信仰在古代印度的产生、发展、演变、流传，印度观音信仰向外输入特别是向中国输入的过程，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的历史进程及其所涉及的中印、政教、僧俗、夷夏等诸多关系的演变；从横向来看，观音学主要研究观音信仰所蕴含的各种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宗教理论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学说以及观音信仰的各种修持法门及其相互关系与实践形态，探索佛教的神学体系与特征，研究以观音为题材或以观音信仰为核心的各种文学与艺术作品及其特征与诸多文化关系，研究观音信仰中所包含的伦理、民俗、养生等文化现象。

观音学在当代具有多重的意义。观音不仅仅是一位慈悲救难、智慧超群的大菩萨，而且是大乘佛教全部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的体现与凝结，透过对观音菩萨的认识，我们可以深入大乘佛教之深奥，领略大乘佛法之滋味，并通过这种深入与领略，看透人性的虚弱与光辉，明晰生命的无奈与归宿，从而在这种看透与明晰之中，提升生活的品质与生命的尊严。可惜的是，在现在的学术领域，很多人对观音信仰研究抱有成见，认为信仰性的文化现象没有什么思想精华可研究的，甚至认为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更多的学者总是盯着佛教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传统的主流学问。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观音在中国信仰领域威名无敌，不仅仅是中国最流行的神灵崇拜对象，而且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直接参与塑造了中国的文学、艺术、民俗、伦理道德等各种形态的中华文化，直接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也直接参与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大乘佛教的理论也正是通过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信仰形态才得以在民众中彰显，在历史中传承，在中华大地上广布。离开了观音信仰，中国佛教的神圣性魅力与社会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与凝聚力、中国人的愿力与精神活力，将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具体来讲，我认为观音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是理论意义：观音学以具有超人间性的观音及其境界等文化现象为研究的核心对象，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宗教主要特性的理解，从而推动中国宗教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其次是学术意义：观音学有助于扭转中国佛教学术领域存在的雅俗失衡现象，从而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中国的佛教学术研究领域，推动中国佛教学术的进步。所谓雅俗失衡，是指中国佛教学术界比较重视精英佛教而忽视民众佛教，重视正统佛教而忽视民俗佛教，注重合法佛教而忽视异端佛教。也就是说，与雅佛教相对的俗佛教主要是：属于正统佛法但流行于底层社会的民众佛教；不对抗政治也基本不危害社会、但超越了正统佛教范畴的民俗佛教；既不符合正统佛教、也对抗政治、危害社会的佛教异端。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佛教学术在雅俗关系方面的失衡，表现在重视义理佛教而忽视信仰性佛教，重视僧尼佛教而忽视居士佛教，重视佛教的经典和义理而忽视佛教的仪式与修持，重视常规文献尤其是正史与藏经而忽视伪经、笔记小说、传奇故事、墓志碑刻、造像题记、游记诗文、课诵偈赞、地方史志等。所以，宏观上看，中国佛教学术界比较注重对佛教理论建树和文化建树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注重义学高僧的经典阐释、理论建构、禅悟风格、宗派创立与传承、经典汇编、高僧活动、大型佛教文化工程、重大佛教事件等，于是，经过学者们研究而呈现出来的中国佛教史其实仅仅是中国佛教理论发展史，而非中国佛教的全部历史真相，因为占绝对主体的佛教信徒的信仰心理、宗教生活及其文化作为均淹没在历史烟尘之中。如果说僧人尤其是高僧在延续佛的慧命，那么普通信徒则是在延续整个佛教，因为，正是他们在信仰的安顿、文化的提升、理论的引导等方面的强劲需求，才为精英佛教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广阔空间，也在社会环境、政治地位、经济力量等方面为精英佛教提供了最坚实也最持久的支撑。而观音学的研究主要属于大众信仰性文化现象的研究，可以弥补中国佛教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的偏失，促进中国佛教学术研究在雅俗另种领域的平衡发展。再次是文化意义：观音学通过对观音信仰及其文化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准确认识和领会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文性、多元性、世俗性、圆融性等基本特征，从而有助于认识其在当代中国文化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推动中国文化的复兴事业。而观音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复兴中的战略地位体现在：观音文化的聚合型载体、实力型存在、跨境型链条、普世型观念、和合型关系（凡圣、政教、显密、僧俗、内外等）、学理型支撑。所以，观音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文化意义。第四是社会意义：观音学有助于加深对民众苦难的理解与同情，强化社会各界对底层民众的现实关怀，并促进伦理教化与民众道德水准的提高，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提供各方面的借鉴。[关于观音信仰研究的意义，笔者曾在拙著《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中详细阐述，参见该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4-8页。]

那么，观音学作为佛学院研究生培养的专业方向之一，对佛教教育现代化的有什么启示呢？以下我们略作说明，希望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佛教教育多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新特征。

首先，观音学具有现代学术的严谨性，这与佛教教育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与学术的全面接轨这一趋势是相一致的。

从“观音学”这一名称来看，观音学不是传统的观音法门或一般意义的观音信仰，甚至也不是一般所谓的观音文化，而是对观音法门、观音信仰、观音文化的研究所形成的一门严谨的学问。从普陀山学院在观音学方面已经做出的各种工作来看，他们正在努力与学术界接轨，除了与相关学者建立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之外，还在研究成果的收集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几乎将现有观音研究成果一网打尽，并多次邀请从事观音研究的专家学者来学院主讲与观音学相关的文化与学术问题，他们试图搭建一个观音学研究的学术平台，并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保持与现代学术的结合，所以，无论是授课，还是研讨，亦或是论文的写作，都遵守学术的原则，学术的方法。在这方面，在座的会闲法师、圣凯法师等很多学者型法师因为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素质以及富有个性的突出成果而更加直接轻松地实现了佛教教育与现代学术的接轨。

从社会潮流与文化趋势来看，与学术接轨将是现代佛教教育不可逾越的路径。没有这种接轨，就不可能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就不可能获得平等的交流机会，就不可能有效地展现自身的魅力，如此下去，就等于关闭了进入主流社会的一扇大门。古代的时候，中国佛教在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传播途径等很多方面都能够积极主动地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接轨，并成功跻身于主流文化的舞台，从而及时而有效地掌握了文化传播的主动性。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学术体系成为全球文化共同遵守的原则，主流文化舞台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都被甩出了主流文化的圈子，佛教必须跟上这种形势，实现新的适应性转型。观音学的学术性与这种适应性转型是完全一致的，既体现了普陀山学院积极主动地与现代主流文化接轨的精进意识，也代表了他们在现代佛教教育方面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强的努力。

第二，观音学具有学科划分的专精性，这既与现代科学研究不断细化的学科划分相呼应，也与中国佛教自古以来的学派化和宗派化的传统相一致，体现了现代学风与传统宗风的全新整合。

观音学以观音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内涵具体，外延清晰，个性十分强烈，属于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形成一个特别的佛教学问。在近代以来分科之学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致，这既标志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但对于古代的文化传统来说，也可能会带来分割治学、肢解对象的弊端。与佛教相关的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地理学、乃至经济学、旅游学、管理学等，都在佛教研究方面有一席之地，但对佛教的内在体系的尊重与理解有时会被不同学科的原则与方法打散，尤其是当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大行其道时，佛学的有机统一性特别是其固有的特色不可避免地受到忽视。可见，一方面分科之学是现代学术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分科之学又对佛教这种东方文化传统造成某种伤害。于是从佛教传统中寻找分科之学的资源或许是应对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佛教历史上围绕某部经，某部论，某部律，某个概念，某种学说，展开研究与实践，在很多人共同努力下形成不同的部派，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宗派，相当于学术与文化意义上的不同的山头，推动了佛教理论的不断深化细化，既促成了佛教理论体系的严密深刻，也促成特色分明、相互呼应的活跃局面。研修个性化和随之而来的学派专精化，可能是现代佛教教育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当今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在遭遇挑战的时代，谁率先走个性化道路，谁就有可能占领先机。总之，观音学是继承自古以来的佛教学风，又适应现代学术视野的一种专精化学问，在普陀山这个神圣的地方，观音学更有资格成为具有学派意义的一门学问，学风与宗风相互激荡，互补合一，完全可以在现代佛教教育事业中发挥其连接古今学术的作用。

第三，观音学具有研究对象的神圣性，在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去神圣化趋势中，这一佛教学科有利于继续保持、涵养和提升佛教固有的超越性和神圣性，这既可以应对佛教神奇魅力不断遭到消解的危机，也可以弥补学术界在信仰性佛教文化研究方面的缺失，同时也为现代佛教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仰资源。

观音学以研究观音信仰为核心，而观音信仰以其流传最广、信众最多、信仰性最强等特征而成为佛教文化体系中最具神圣性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在全球宗教世俗化运动的过程中，中国佛教因为民族复兴的特别需要以及明清以来佛教的消极颓废而在去神圣化方面显得更加急迫，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到现代盛行两岸的人间佛教，在一致祛魅与靠拢理性的潮流中，佛教的信仰性资源受到空前的淡化甚至排斥，在很多时候，关注现实的大乘佛教传统逐渐扭曲成附和现实的趋势，超理性的信仰因素逐渐演变成与现代理性的全面合流，于是佛教日趋成为与世俗社会其他团体无别的一种社会力量，佛教的信仰性与超越性日益消褪。深入观察，我们发现，西方的宗教世俗化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等领域去神圣化，建立一种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制度，而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却是从佛教内部去神圣化，在努力推行政教分离原则的同时，也在消减乃至破除佛教自身的神圣性，贻害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佛教信仰的虔诚性越来越淡漠，这也成为当今中国佛教信众与中国基督教信众的重大区别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极大地伤及佛教的形象，降低了佛教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与西方基督教极其发达的神学研究成果相比，佛教学术研究方面也一直忽视佛教的神圣性信仰，传统的重义学与现代的西方式哲学范畴研究都将佛教的神圣性信仰撇在一边，于是佛教哲学、宗派历史、佛教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得到充分的重视，而菩萨信仰的研究遭遇冷落。从完整有机的佛教理论与实践体系来看，这种对神圣性信仰的忽视，就是对佛教信仰内核的忽视，就是对佛教完整性的忽视；而从完整的佛教传播史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对神圣性信仰的忽视也就是对与精英佛教同等重要的民众佛教的忽视，对佛教赖以生存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的忽视。这种忽视既不利于把握佛教的有机整体，也不利于认识中国佛教史的全部真实。

其实，这种超理性的信仰一直是佛教吸引民众的最大魅力所在，佛教从古到今既依赖其思想的精微与深刻，也依赖这种超理性信仰的神奇与感召。即使在现代社会，只要看看寺院里面进香拜佛的热烈情景，就知道这种超理性的信仰依然具有多大的势力。对于这种信仰，既不应该熟视无睹，也不应该任其泛滥，更不应该否定排斥，而应该积极面对，全面研究，认真理解，充分尊重，并根据佛教的经典教义，恢复其原本的完整理论面貌与实践原则，引导这种信仰向更加厚重、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实现神圣性的升华，从而与佛教厚重的理性思想相呼应，促成信仰与哲理的完美结合，让佛教更加具有应对其他宗教竞争、应对现实社会需求的能力。

从宗教比较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主要依靠对神的信仰而获得信众，而佛教主要依靠对哲理的认可而获得信众。基督教的推广更强劲有力，而佛教的推广更厚重沉稳。但在目前的社会发展态势和文化背景下，如果继续忽视神圣性信仰资源，佛教在感召力与推动力方面就更与基督教相去甚远了。

现代理性应该关注超理性而不是排斥超理性。观音学作为一门学科，从理性的角度对观音的慈悲、智慧、神通等品格展开研究，对现实救难、来世接引、心灵升华、行善积福、解疑释惑等人类的现实需求展开研究，涉及到人性与神性、现世与来世、生存与死亡、理性与超理性、相对与绝对、自力与他力、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等一系列宗教学问题，不但有利于认识佛教的神圣性，再现佛教的神学体系，推动佛教的信仰建设，而且有利于完整理解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台面（如人间佛教）与台下（如神性信仰）等不同层面，准确而全面地把握佛教的历史与现状，不断提升佛教的魅力。

佛教教育的现代化不等于完全理性化，尤其是佛学院的佛教教育，说到底还是要为佛教信仰服务的。而要完整并准确把握全部佛教的信仰体系，就必须保持对理性与超理性的双重重视，尤其是在神圣性资源不断消解的背景下，在提倡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的背景下，佛教教育更应该重视信仰性佛教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系统研究、完整把握、积极弘扬。离开了信仰研究与信仰建设，佛教的生命力将受到威胁。在这方面，观音学可以为现代佛教教育的神圣性内涵提供丰富的滋养。

第四，观音学具有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从而既与中国佛教的文化传统及其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相一致，也与“宗教文化论”背景下宗教的文化性受到各界关注与肯定这一时代特征相呼应，这不但为现代佛教教育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适应了现代佛教教育所倡导的学科交叉、对话交流、协同研究等发展趋势。

魏晋以后，因佛教的进入而形成的三教并立格局使佛教文化中逐渐汇聚了大量儒道等中国的思想文化，所以，佛教不仅仅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而且是承载着儒道等各种中国文化元素并通过哲学、文学、艺术、民俗、养生、伦理等各种中国固有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佛教。在儒教丧失物质载体、道教持续不振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说，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现实意义的集大成的载体。而唐以后的观音信仰不但为大乘佛教各个宗派所兼容，而且与中国文化的各种形态相会通，所以在观音文化体系中，有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楹联、题匾、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服饰、饮食、印刷、书法、民俗、节庆、道德、养生、医药等各种中国固有的文化类型，在寺院、家庭、团体、特定地域、特定社会领域均可以形成个性化的文化样态，并可以挖掘出与伦理学、管理学、体育学、医药学、心理学等很多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思想资源。

现代佛教教育的一个公认的原则就是继续保持和不断完善与升华佛教的文化内涵，在进一步梳理佛教历史、探索佛教不同领域的发展历程与当代遗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弘扬和利用佛教的文化资源，发挥佛教的文化优势，尤其是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所具有的集大成与现实载体的作用，从而不但为佛教的弘扬与价值发挥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有力的支撑。而观音学完全符合这一现代佛教教育的原则，并能够为这一原则的实施提供强大的支撑。

第五，观音学具有信仰内涵的融和性，为全面认识佛教的理论结构、信仰体系和实践途径提供了一扇最宽敞明亮的窗口。

观音学所研究的观音文化现象具有多重融合性。例如，在佛教内部，观音信仰将显密二教融合一起，无论在显教领域内，还是在密教体系中，观音都是极为重要的大菩萨。显教中的观音经典如《普门品》《心经》以及密教中的观音经典如《大悲心陀罗尼经》和六字大明咒等，都是极为流行的观音经咒。三十三观音等显教的观音造像和千手千眼观音、如意轮观音等密教观音造像的大量并行，与显密二教的观音经咒一样，其流行之广，恐怕也是其他菩萨所不具备的。另外，观音信仰还可以将不同宗派联系起来，因为中国八大宗派都信仰观音，并将观音作为其建构理论、传播信仰、凝聚人心、感召信众的旗帜，从而在不同的宗派那里，也有了不同的侧重，为观音信仰内涵的不断丰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与此同时，在教义方面观音信仰也能够将救难与净心、他力与自力、此岸与彼岸、今世与来世、性空与假有、慈悲与智慧等不同信仰融合起来。《普门品》的现世救难与《心经》的现世救心，《普门品》中观音菩萨对今世的关注与《观无量寿佛经》中观音菩萨对来世的关切，这些看似矛盾的信仰，非常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展现了观音菩萨的悲智双运，也蕴含着空有、生死、自他等很多重要的宗教哲学问题。可以说，理解了观音，就基本把握了整个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

从佛教以外来讲，观音信仰尤其是民间的观音信仰与儒道两家有密切的联系，并与民间宗教有所交涉，扩而广之，也与基督信仰有很多相通之处。明代谢肇淛曾经说过，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观音大士慈悲众生，百方度世，亦犹孟子之与孔子也。中国的很多文化人都把观音看作儒教的圣人而予以接受，中国民间也依照儒教的理念对观音进行重新塑造，于是观音信仰成为与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相通的一种佛教信仰。在中国民间，无论对于基层老百姓来说，还是对于无正统佛教信仰的各类知识分子来说，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其原有的纷繁复杂的神灵已失去了严格的宗教义理与宗教规范的制约，观音菩萨也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道教也将观音作为慈航道人予以供奉。同一尊菩萨贯通两个宗教，这也是不多见的文化现象。同时，观音菩萨的大悲救苦与基督信仰也有很多可比之处，可以支撑更加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另外，观音信仰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深刻的关联，从而与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密不可分，使观音学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学科交叉优势与比较研究的资本，为现代佛教教育提供了难得的文化资源。

第六，观音学具有对外交往的国际性，从而更有利于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适应了现代佛教教育所倡导的国际化趋势。

在中国三大传统宗教当中，佛教与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与美洲等地的佛教自始至终都是融会一体的，形成一个彼此链接、相互呼应的同一宗教文化体系，所以，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国际性的一支，从而也是最容易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文化体系，没有佛教，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桥梁将将坍塌大半。孔子学院的尴尬处境说明儒教文化在国际接轨方面的确存在太多问题，走向世界、融入国际文化潮流最便捷的出路可能是从佛教开始。如果说，借助基督教，西方文化融入中国社会，而借助佛教文化，中国文化可以融入国际社会。在中国四大菩萨道场信仰体系中，普陀山和九华山的形成均与东亚其他国家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其实是中日两国佛教界共同推动起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国际性。直到今天，观音信仰被视为半个亚洲的信仰，广泛流行于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蒙古、马来西亚等国家，近代以来开始在欧美也有了广泛的传播。同时，观音文化现象的知名度在国际文化界尤其是宗教学术领域也远远超过其他菩萨信仰。

另外，若从思想内涵的角度来看，儒释道三家都包涵着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但总体上看，儒家的核心理念携带着更多的糟粕，现代适应性差。道教核心学说的现代价值也极强，但相对来说比较单薄。佛教理论具有更强的普世性，与观音文化直接相关的理念如因果、慈悲、智慧、清净、平等、和合、圆融等，不但是古代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天乃至未来的，不但是中国的，也可以是世界其他民族的。所以，以研究观音为职志的观音学天生就具有国际性的优势，因为观音信仰所具有的国际性资源不但要求观音学具有国际的视野，而且可以支撑观音学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这种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也正是佛教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所以，建立在观音学基础上的佛教教育也完全可以成为面向国际的一个窗口。

第七，观音学具有社会基础的深厚性，既为现代佛教教育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与精神的支撑，也体现了现代佛教教育关注信众、服务信众的基本宗旨。

在佛教的信仰中，观音是以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法力无边、智慧圆满的大菩萨，所以，观音不但具有神圣性，而且具有亲和性。作为一种传播最为广泛的佛教信仰形态，观音信仰在中国实现了所能达到的最大普及，获得了最雄厚的民众基础，这不但成就了观音菩萨无与伦比的感召力，而且使得观音道场具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这无论从观音信仰者的人数来看，还是从观音道场的数量、规模与经济实力来看，都是中国佛教信仰领域首屈一指的，尤其是普陀山的感召力与经济实力，自从明代以来始终在中国佛教界名列前茅。全国各地不同类型的观音道场一般也都具有更大的感召力，从而拥有更强的实力。观音学不但将这些具有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力的道场或其他团体纳入研究的视野，而且可以与其形成不同形态的联合，从而为观音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精神动力与物质基础，激发并带动着整个佛教文化教育与研究事业的开展。

另外，观音信仰以现实救难为重要内容，这代表了佛教在批判现实、超脱现实的同时，也积极面对现实、关注现实并勇敢地解决现实问题。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观音文化注重社会问题、关注民众生活、体恤民间疾苦的旨趣。从当今社会现实来看，天灾人祸不断，生命十分脆弱，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在中华大地依然到处存在，佛教信仰的最大动力之一始终是祈求解救人间疾苦，所以大悲救世的情怀依然是当今社会的强劲需求。现代佛教教育的最终目，从佛教来讲是培养自度度他的人才，从社会来讲就是不断扩大和提升教化众生的队伍，说到底还是要面向最广大的佛教信众。所谓“但愿众生得离苦”，就是以解决民众问题为己任，而解决民众问题的第一步是要充分理解民众的现实需求和信仰所皈，尤其是研究观音信众的心理，关心他们的生存现实，树立他们战胜苦难的信心，激发他们的生命潜能，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实现生活的幸福和生命的尊严，这才是现代佛教教育的终极目的。所以说，以研究观音信仰为职志的观音学完全符合现代佛教教育的基本宗旨，并能够为现代佛教教育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以上所说，若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还望各位法师、各位学者及各位领导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