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对于治道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如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等（南宋孝宗赵眘语，见《三教平心论》卷上）。因此，也就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许多帝王还亲自带头宣扬三教经典。如南朝梁武帝萧衍，除著有大量佛经讲疏外，还著有《中庸讲疏》、《教经义疏》、《老子讲疏》等。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也分别著有《孝经注》、《道德经注》和《金刚经注》等。在唐代，皇帝经常召集三教名人一起论辨。如现今保留在《白居易集》中的一篇《三教论衡》，即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日那天“对御三教谈论”的简要实录。白居易以儒臣身分出场，另有安国寺沙门义林和太清宫道士杨弘元。三人间的问答，虽不免虚应故事，但读来也还饶有趣味，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调和三教的情况。

由于佛教影响的迅速扩大，出家僧尼和寺庙的剧增，也给社会带来了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寺院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在历史上也发生过著名的“三武”灭佛运动（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华文化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佛教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在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后，逐渐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同时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到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天文、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文化领域，也几乎随处都可看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要了解东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于佛老。且以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而言，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苏洵、苏轼、苏辙以佛老为皈依是人所共知的。韩愈、欧阳修都以辟佛老著名，曾巩在《梁书序》中痛陈佛教之患失与误国，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然而，韩愈在《与大颠书》中有“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等语。又谓，大颠“颇总明，识道理”，“实难外形骸以理自胜”云云。欧阳修对当时名僧契嵩的《辅教编》甚为激赏，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可见其也未尝不留意于佛理。曾巩则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植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则未尝有勤行之意，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之叹。

从哲学思想方面看，儒佛道思想的冲突斗争是最激烈的，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是很明显的。唐代各佛教宗派，除唯识法相宗外，其它各宗派没有不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的。禅宗是中国特创的佛教，它舍弃了佛教理论中大量的繁琐论证，而以佛教中一些最基本精神，来讨论和解决儒家最关心的心性问题，在沟通儒佛方面，大开方便法门。之后，华严宗大师澄观，博习儒典，在其著作中，以儒释佛，随处可见。至其弟子宗密，融通儒佛的工作更为深入。

他所著的《华严原人论》，把儒家、道家、佛教合在一起判别其优劣高下，这是以前佛教各宗派的判教中所没有的。而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此书中考察了历来儒佛诸家论心性的理论，并加以会通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说对宋明理学有重要的影响。又如，天台宗中兴大师湛然，出家前即有深厚的儒学根柢。他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可说是综合儒佛思想的创见。而反过来，又分别给予佛教的“佛性”论和宋明理学家“天地万物一体”的理论以极大的影响。此外，如宋代名僧契嵩（著有《辅教编》等）、智圆（自号“中庸子”，著有《闲居编》）、明代高僧德清（著有《大学中庸直指》、《观老庄影响论》等）、智旭（著有《四书藕益解》、《周易禅解》等），在提倡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下面我们将看重分析一下宋明理学与佛道，特别是佛学的关系问题。宋明理学的萌发，可推求于唐人的韩愈、李翱。韩愈虽严厉辟佛，然他那推尊儒家，标举道统，实有契于佛教判教之法。而李翱则暗引佛教之“性”义，著《复性书》三篇，以诠释孔孟之性论，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天事性命之学。同样，宋明理学家虽然也竭力排斥佛老，而在其思想中无不渗透着佛老之说。

被奉为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他的主要著作《太极图》，实源自道教练气化神的“太极先天图”。而他的著名散文《爱莲说》，盛赞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本洁之性，以及他在《通书》中大力提倡的“主静”说等，都十分明显地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程颐作《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其实，程颐自己也同样如此。程朱理学所着重发挥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理一分殊”等思想，就与佛教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语本唐澄观的《华严经疏》。关于后者，程颐在归纳佛教华严“四法界”理论时说：“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回万理归于一理。”并且明确表示，释氏此说“亦未得道他不是”。朱熹则最喜欢用佛教“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他说：“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从《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对佛学是有广泛了解的。

自唐宋以来，文人学士几乎没有不读佛典的。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以及《愣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这样一些佛典通常都是一般文人和思想家必须具备的基础文化素养中的一个方面。即使不能读这些大部的佛典，那至少也会读过如《金刚经》、《心经》、《阿弥陀佛经》之类的佛典精本。

本来在文化、思想、学术领域中，各派之间互相影响、渗透、取长补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和规律。然而，那些正统的理学家，为了争正统，非得否认这一点不可，这是很不高明的作法。当然，也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是不否认对佛老的吸收的，有的还公开提倡对佛老进行研究。比如元真德秀作《心经注》，明王夫之作《相宗络索》等，对佛学都有相当的研究。又如清代中期的汪缙、罗有高、彭绍升等人，也毫不隐晦地一面讲儒、一面讲佛。其影响且沿及龚自珍、魏源，以至近代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

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作为构筑新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也还是不乏其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这时的“三教”融合，往往还渗入了某此西文哲学流派的思想因素。在五四以后的思想家中，诸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马一浮（著有《复性书院讲录》、《宜山会语》等）。熊十力（著有《新唯识论》、《原儒》、《十力语要》等），都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熊十力最为典型。他那以“体用不二”为主干的哲学体系，就是在揉合《易传》、陆王、王夫之，以及佛教华严、禅宗等各家理论，采用法相的分析法，构筑起来的。他的体系可以说是，以儒释佛道，以佛道补充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取精用弘”，“入乎众家，出乎众家，圆融无碍。”在近现代的一些哲学体系中，熊十力是具有较丰富特色的，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家，是在一种相互矛盾斗争，而又不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发展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渗透和融合，既没有发生某一家把某一家吃掉的现象，更没有造成三家归一家的结局。而是通过相互的渗透、融合，从生硬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使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而与此同时，也就促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