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土化时代化的中国佛教，把佛教的主体保留得最好最纯正，有最积极的人生观

无念、无相、无住，其实最根本是无住。无念为体，无相为宗，无住为本，这三个是《金刚经》里讲的。其实有相、有念都没关系，只要你不住就行，以至于无相、无念也是个“住”。所以为什么慧能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开悟了，就才真正懂得了。其实有相无相无所谓，更关键的是要无住。无住是过去不留恋，未来不去向往，面对当下，该怎么样对待它，就怎么样对待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是一个最积极的人生观，我们中国人（却）把它当成是消极的人生观。这也说明我们真是很无知。

很多人甚至很多大学者说，印度的文化就是佛教文化。我说错了，印度哪是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才是印度文化中的一支，而且甚至于是非正统的一支。但是它有意义的。从印度流域一直到今天它也不中断，而且不断地被正统的印度文化同化，变质了。

所以历史还是很重要的，要把印度的佛教史讲清楚，把中国的佛教史也讲清楚。中国佛教这是这样。现在受科学思维影响，要追根究底，所以把中国佛教一定要追到印度。可以，但怎么追？中国佛教已经是本土化了，已经跟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结合了。但是它也是延续了佛教里面的一个核心精神，这方面没有改。

我记得有一次在四川讨论这个问题，我讲中国佛教跟中国文化的结合，既不是道化了，也不是儒化了，而是由儒道的因素加入进去以后发生了变化，但佛还是佛教，核心理念没变，缘起的理念没变，了脱生死、超越轮回的理念没有变。所以你不能说化了以后就跟那个完全一样、道化了、儒化了。这就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你是你我是我，有它的主体性。而且也只有在中国的佛教里，把佛教的主体保留得最好、最纯正，因为在印度都变了。在印度都已经变成了像梵天、湿婆一样的神了，但是在中国佛教里不是。

本土化，就是要跟本土的、整体的环境能够融会贯通，能够和合。时代化就是怎样延续的问题，而不是创新的问题。现在一天到晚就是创新、创造，那就没有一个延续的问题，没有传统的问题。传统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传统。虽然它是过去的东西，但今天还在用，它又是现在的东西。它不仅是过去的东西，也是现在的东西。这就是传统。过去的东西是过去的东西，现在我们要重新创造一个，那就没有传统了。

二、应当培养爱国爱教、能弘扬正法的僧才

佛教界最缺的还是僧才。上世纪90年代赵朴老召开那个会，全都是僧才嘛，僧才培养。佛学院就是培养僧才，最主要的是培养弘扬正法的僧才。因为现在确实也有很多随社会大流的情况，这也避免不了，任何时代都会有的，但我们如果能够坚持正法，是最重要的。我想武昌佛学院还是坚持太虚大师的办学宗旨，培养弘扬正法的僧才。

当然，爱国爱教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历来就是以爱国爱教这样的传统来弘扬。今年更应当在这样的时代，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我说，从现在来讲，也是很好的机会。从中国佛学院开始，都在重新整顿，重新开展新的局面。现在全国上下有44所佛学院，确实也有很多不错的，像南普陀（闽南）佛学院、上海的佛学院、杭州的佛学院、灵岩山的佛学院，都办得不错。也有很多很好的法师，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借着这样的势头，把武昌佛学院重新振兴起来，把它的传统接续下来。很好！不容易，借这个机会！

三、佛学院学生要有志向去做佛、做菩萨

太虚大师（的理念）更多地还是落在人间佛教上。我一直在讲，太虚大师延续的可以说是直接延续慧能，慧能直接接续佛陀。在慧能来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寻菩提，犹如觅兔角”；太虚大师就继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佛教信仰这条路上，并不是去求别的东西，人圆佛即成，这才是真现实。有一次我在佛学院提到，我说：“你们佛学院的学生，你们来学佛，就是要有志向要去做佛、做菩萨。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自己也成佛呀！”

有这样的精神，我们培养一批正法的弘法人才、践行佛法的人才，把现在佛教界出现的一些弊病或偏向能够把它纠正过来。像法师们来，我就跟他们讲，现在是很多政策各个方面限制很厉害。我说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教界做的，它是社会环境，我们不要去埋怨客观的环境。趁此机会，正好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我们坚持了正法没有？如果我们坚持正法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守住这个阵地，不至于变成商业化、形式化，甚至于说得再难听点就是迷信化啊，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环境下我们的艰苦、艰难，但是不要去埋怨这个环境。作为大乘佛教的传统，我们总得善巧方便，用各种善巧方便法门来引导众生、引导社会往正道上走，这就是我们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所以佛学院培养人才是一个非常艰巨而且重要的任务。

四、不要过分学术化，佛学院应重视实修

当年，太虚大师办佛学院，是为了培养僧才，另一个方面，也确实有点向社会世俗学习。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也是很多书院变成学校，从小学、中学、大学，过去私塾、学堂、书院也都慢慢淡化，或者是没有了，所以也有个赶时代潮流的情况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不要说是宗教界的问题，就是我们世俗的学校去办，往往也就脱离了教育的根本。

我们过去教育，现在常用“教育”这个词，也是对的，教人育才，但我就更喜欢讲“教化”。中国传统就讲“教化”，什么东西都是“化”，讲“化人”“化社会”“化民成俗”“化性起伪”，都有化的作用。教要化，学也要化，教不能化人，学不能化自己，教育要它干嘛？通过教，教化社会，教化每个人。通过学，也是要变化自己。所以，我们传统是要变化气质，一个人学了以后，要有气质的变化，所以“教化”这个词更好。我们古代传统用的也是这个。

《礼记·学记》里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且教学相长。教学的目的就是化，所以我们教学的目的一个是“化民成俗”，一个就是“化人之性”，让每个人懂得做人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过分强调职业道德，不强调做人的基本道德。所以有的时候人的基本道德带坏了职业道德，光有职业道德，没有基本道德，职业道德只是一个表面的。职业道德它可以变。我有了做人的道德，我在这儿工作也是这样，我在那儿也是这样。有职业道德，没有做人的根本道德，我在这儿迎合这儿，我在那儿迎合那儿。

我曾经有一次在台湾去参加福严精舍的一个活动，我就直截了当地讲，我说：印顺法师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佛教研究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说有个大问题，就是他过分学术化了。佛教更重要的是实修。学术是重要的，理论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实修。

尤其是佛学院里要注意这一点。不要把佛学院搞得非常学术化。佛学院更要是学修结合，学修一体，而且甚至应该把修放在第一位。通过修里的问题来学，学一定要落实到修上。教也是一样。教学是一体的，教学相长啊！其实每个人，每个学员也都是教师，每个教师也都是学员。学员向教师学习，教师也向学员学习。能够教学相长。

佛学院我们怎样保留丛林的精神？佛学院与丛林化相结合，要完全回复到原来的丛林化也不太可能。就像现在的中医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中医也是学院化以后，培养的人都说是中医的掘墓人，但是要完全回到过去师徒相承，也是不可能。所以现在怎么样把这两者结合得好。既要师徒相承的精神，又要现在学校的这样一种普及培养的方法，把它结合得好。

所以，我们不要过分去强调所谓规范化，学术的规范化，学术的系统性。像现在的讲经活动，这个也是很好的形式，但是怎样去引导讲经，讲经是为什么？讲经是不是就经来讲经？抠文字，抠义理，不解决具体的问题？

苏东坡当年也是看到禅宗的发展以后，有一点偏离读经典，更重要还是在公案上面。所以他就强调，学禅也同样要学经典。但是学经典不能够教条似的，不能空洞地学。所以他的朋友当年刻了一部《楞伽经》，他在《楞伽经》后面写了个跋。这个跋里他就提出了怎么样学习佛经的问题。有两句话非常重要，我觉得，不光是学《楞伽经》，学所有的经典都应该这样，不光是佛教，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哪两句话？第一句话叫“遗文以得义”。就是不要停留在文字上，我求的是文中之意。紧接着马上又说一句话“忘义以了心”。这才是根本。学习经典，一切学习的目的都是这样。不要停留在文字上面，也不要停留在义理上面，通过文字和义理，是为了解决心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直在抠文字，讲道理，这都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这是现在学术界最大的问题，也是教育界最大的问题。不光是我们佛学院要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整个教育体制里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有所警惕，把握这样一个方向，更多地在现实中引导大家从生活的践行中间去领悟佛法，解决我们现在宗教的很多问题。现在我们是科技很发达，但是精神问题越来越多，大众困惑越来越多。没办法。其实宗教也是一种教化，起的也是教化作用，一模一样的，都具有教化作用。

楼宇烈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院导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著有《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的品格》《百年国学启示录》《体悟力》《王弼集校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荀子新注》《东方哲学概论》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