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泉法师：太虚大师与杭州及杭州灵隐寺的因缘_佛学频道

【作者简介】

光泉，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杭州灵隐寺方丈

“地为佛土地，人非俗交亲。”杭州历来被素称为“东南佛国”。随着历史的变迁，佛教在杭州流传已有一千余年，尤其是在近代杭州佛教史上，苦难而严峻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大师和佛学者，如弘一、月霞、太虚、巨赞等大师以及章太炎、马一浮等佛学者，他们都与杭州及灵隐寺有着深厚的因缘，为改革和振兴佛教殚精竭虑，为杭州佛教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近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大师，虽出生于浙江桐乡，但与杭州缘分深厚，仅据太虚大师《自传》与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的不完全记载，他留居杭州的次数多达二十有余。由于地缘因素，加上出家之后期的活动，杭州成为他今后开展佛教改革运动和从事佛学著述的重要基地之一，也是他一生所致力的佛教革新与复兴事业的阵地。如1919年，他在杭州净梵寺创办了近代佛教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海潮音》；他担任过杭州北山弥勒院与大佛寺的住持；1927年在杭州灵隐寺潜心著述《建设人间净土论》与《真现实论》等，阐述其影响深远的“人间佛教”思想。

太虚大师（1889-1947），浙江桐乡人，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1月8日）己丑岁腊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早年丧父失母，从小跟随笃信佛教的外祖母生活于寺院，十六岁在苏州小九华剃度出家，同年十一月在宁波天童寺受具足戒，师从名僧寄禅（号“八指头陀”）等。1913年，太虚大师与仁山等人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主张改革佛教，首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大学，以抵制“庙产兴学”的风潮。1917年后，太虚大师主编了《海潮音》月刊，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后期考察了日本佛教，游历访问欧美等国。1947年，圆寂于上海玉佛寺。

“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门泰斗，最早放眼看世界的先觉者之一，近现代中国佛教革新的领袖和旗手，人生佛教的先驱者。大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提出“教理改革、教制改革、教产改革”三大主张，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他的“人生佛教”思想又为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粮。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佛教遭受到了最为严峻的考验。正如太虚大师说：

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开洞，藩篱尽撤。[2]

特别是遭遇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国内“洪杨之乱”、庙产兴学和反宗教迷信运动，都使佛教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另外，佛教自明清以来，江河日下，制度涣散，人才凋零，法门衰蔽，佛教如同一叶漂浮的小舟，险象环生。这也迫使佛教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和发展。大师在《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中提到：

佛教在今日，其衰落斯极矣！无他可述矣！但有末流之窳矣！[3]

因此，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改革的口号，对佛教进行教理改革、教制改革、教产改革、制定制度等，提倡佛教育，以人生为切入点。革除相互利用神道设教的佛教；提倡“人生”的改善与“世间”的改造；注重以人为本，弘扬大乘佛教积极入世、普度众生的精神；发心对全国佛教寺院、僧团进行整顿等。然而，他的思想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抵触而带来的种种障碍，使其在施行佛教“革命”时遭遇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

国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从狂风暴雨中复归安定，得以泄沓混日，却与此夜此人（指蒋介石）有关。[4]

太虚大师清醒地认识到“不尊王法，难弘佛法”，中国佛教要想在乱世中得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改变各界人士对佛教的观感，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因此，他在一生弘化中，非常注重广结善缘，上至总统主席如孙中山、蒋介石；学界名流如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梁溯溟、杨仁山、欧阳竟无、胡适等；外国学者领袖如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等。

蒋介石是1930年代中国最具政治权利的人物，太虚大师也是同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佛教领袖，他们两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9月（民国十六年九月）。蒋介石因北伐失利，遭到各方谴责，在此情况下，他为避开矛盾，以退为进，于是8月12日被迫下野，从上海回到家乡奉化，一方面静观时局的变化，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完成与宋美龄的政治联姻（宋氏集团雄厚的财力以及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上层社会的密切关系，对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蒋介石若要与宋美龄联姻，必须与发妻毛福梅离婚，但是毛福梅对此事坚决反对。于是，蒋介石通过黄郛电邀太虚大师同游奉化雪窦寺，太虚大师对蒋介石的邀请既未表现出受宠若惊，也未因其下野而弃之不顾。

16年仍为个人出洋之预备。……中秋前，蒋总司令暂回故里，以闻黄膺白先生称述，电杭州公安局长某,邀我赴奉化晤谈。我抵溪口公馆，由何君翼龙之招待，登雪窦山与蒋公初次相会见。翌日，长谈，蒋公拟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时,把阳明学和佛学作一番研究。偕我及吴礼卿、张文白两君同游千丈崖下，与寺僧规划建桥筑路和修理飞雪亭、妙高台等工程,兴致甚高。当晚，有一美国人来谒；谈后，蒋公趣向上似有了迁变。中秋的早晨，美国人辞去后，我亦辞行；但蒋公约我同到溪口过节，下午乃偕吴、张二君等下山，路经蒋母墓庵暂停，转至溪口文昌阁。阁上蒋公藏书颇富，山水尤占形胜。晚餐毕,团坐赏月。蒋公集亲友，请我为讲《心经》大意。我次日返甬，致函申谢，并告以欲赴欧美考察游历。蒋公旋过沪，东渡扶桑。过沪时，嘱陈君果夫以3千元赠余，作欧、美游费。[5]

太虚大师于9月9日抵达雪窦寺，与蒋介石长谈，并与吴鼎昌、张治中一起陪同蒋介石游览千丈岩。翌日，恰逢中秋，太虚大师又应邀与蒋介石夫妇一同赏月，期间太虚大师专门为蒋氏夫妇开讲《心经》。毛福梅虽信佛多年，但因学识所限，对佛教本义了解不多，经太虚大师讲解，一时顿悟，不久便与蒋介石签订离婚协议。此次见面，是太虚大师人生中第一次与蒋介石的交集，这对他毕生所从事的佛教改革事业影响深远，甚至将蒋介石引为知己，并即景赋诗：

太虚大师还以《和玉皇（即灵隐寺却非法师）禅友赠蒋总司令归隐原韵》相赠：

由此可知，这一次相见，太虚大师是在灵隐寺监院却非法师的陪同下去的。同时，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多方关照，当时传的沸沸扬扬的浙江省政府驱僧占寺的计划消弭于无形。

两天后，太虚大师返回宁波，致函蒋介石表达谢意，并告以弘法欧美的心愿。蒋介石后来托陈果夫送了路费3000元，以示支持。太虚大师对此非常感念。

在《太虚自传》中，还有一段文字，可以进一步了解蒋介石与太虚大师的交往关系。

17年春间，蒋公莅杭访余于灵隐寺，同摄影多帧，蒋公订出洋前再一晤谈。……时余风痛虽未全愈，已可行动如常。6月初，蒋公暂由北伐前线返京，余电告行期。承函托周枕琹先生亲至余所寓普陀山报本堂下院，邀去南京晤叙。报本堂莹照和尚陪余抵京，寓毗卢寺，蒋公派张希骞副官长来寺招待，遂谒于总司令部，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亦出相见。蒋公数日后，又招游汤山。旋再出发前线，派张副官长送余旅京费300元，余移捐作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的经费。[8]

从上述史料中可得知，民国十七年（1928年）一月，蒋介石已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春节之后，蒋介石到杭州灵隐寺游览，专程拜访了正在灵隐寺小住的太虚大师，随后与太虚大师、却非法师一起合影留念（图1、图2），并约太虚大师出洋前再作晤谈。

图2照片由杭州之江大学校长、美国人费佩德拍摄于1928年，是蒋介石在杭州灵隐寺与太虚大师和新任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的合影照。据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中记载：

按：此照片流传甚广。不知何人剪去却非，仅留二人相。三十七年，编者亲见三人合影照相于灵隐寺。

《海潮音》月刊是民国时期，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佛教杂志，也为太虚大师倡导的佛教革新提供了一个稳固而坚实的舆论宣传阵地。其意思是：

海是深广无际之意，须普周于人世；潮是应时而发之意，即是时代思想；音是声教文物之意，乃是宣扬法化。故海潮音须为人海、时代潮流而宣发着觉音。[9]

1918年6月，太虚大师弟子大慈经由却非法师介绍，为太虚大师准备了平生第一个可以完全自主的清净道场净梵院，太虚大师移居杭州后，致力于从《觉社丛刊》到《海潮音》的转型，重心也从上海转移到了杭州，1920年正月，《海潮音》在杭州应运而生。同时，1920初，太虚大师还被推举为杭州西湖弥勒院及大佛寺住持，在支持他出任住持的灵隐寺僧的协助下，他很快理顺弥勒院的寺院。根据《西湖志》记载，弥勒院与大佛寺原一气相连，在宋代曾是兜率寺，太虚大师便将其恢复旧名。当时《海潮音》的编辑部设在净梵院，因此大师常来往于西湖南面的净梵与西湖北面的弥勒寺。

《海潮音》月刊集中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的历史状况及其改革进程，它始终以佛教革新与人生佛教为指导思想。如今的《海潮音》仍是我国台湾地区《中国佛教会》的会刊，太虚大师一生中一些重要的著作、演讲等都通过它被人知晓。

1926年4月21日，杭州佛学会吴璧华等邀请太虚大师讲三天《仁王护国经·护国品》并设座功德林，王九龄前来参听。大师离开杭州西湖已有五年时间，并访问了杭州灵隐寺、昭庆寺和弥陀寺等。

同年七月，太虚大师应杭州佛学会邀请，讲《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并在臧贯禅居士的一再函请下作《建设人间净土论》，该文主要由“人生愿望之所在”，“现代人间之苦恼”，“人间净土之建设”，“人间净土与永生极乐”，“由本人发大悲愿施舍为始”几个部分组成。全面阐述了人间净土建设的必要性、具体实施的设想和由人间净土上升到究竟解脱等。人间净土的提出圆满地解决了人在五浊恶世承受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之苦，也解决了苦乐离舍、驱役争夺之苦，让众生看到了希望。

1927年，太虚大师在杭州灵隐寺撰写了《现实主义》，即《真现实论》，后编为《真现实论宗依论》。其主要是为了反驳儒家认为佛家“消极避世”的偏见，同时也回应了源于西方的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强调佛法是真现实。

同年，太虚大师还在杭州灵隐寺撰写了《自由史观》，证明其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关注，这也是大师翌年出访欧美的动因之一。

1929年，太虚大师从欧美访问回来，视野大开，随即出席了杭州佛教界欢迎会，并演讲《佛法对于现代人类之贡献》。

民国时期的佛教正处于新旧转型的关键时刻，一大批高僧大德呼吁佛教改革，兴办佛教教育。一方面积极培养佛教人才，提高僧团素质；另一方面则极力改变经忏佛教、死人佛教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可借此化解庙产兴学对佛教的摧逼，有效地保护了寺庙财产。

杭州武林佛学院在著名画僧若瓢等杭州诸山长老和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的共同努力下创办，它采用了类似于现代西方学校教育系统的组成模式，由杭州佛教界各大寺庙住持组成一个董事会，然后由董会聘请佛学院院长开展日常的教学教务工作。

民国三十五年清明节过后……演师与妙钦法师先离开封到上海。是时，太虚大师驻锡上海玉佛寺，……大师对二人说：‘现在有事要你们做，杭州现在成立武林佛学院，没有人负责，你们就去主持。’这样演培、妙钦二师就到了杭州。武林佛学院设于杭州灵峰寺，有学僧三十多名。开课之后，演师讲《俱舍论》，妙师教国文，另外两位法师讲佛学。[10]

杭州武林佛学院自1946年开办以来，共经历了会觉、巨赞两任院长。由上述资料可知，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清明节过后，太虚大师驻锡上海玉佛寺，并亲自派演培法师、妙钦法师去杭州负责武林佛学院，当时的武林佛学院设立在今天西湖十景之一“灵峰探梅”的灵峰寺。

灵峰初创，规模不大，但因教师阵容坚强，在京沪杭各地，一时声誉雀起，各地僧青年，纷纷求来入学。会觉院长年事虽高，但对办学仍极热心，看到学院办有成绩，老人亦感到很欢喜。[11]

武林佛学院开办之初，院中有学僧三十多人，程度参差不齐，演培法师讲《俱舍论》，妙钦法师教国文，另外两位法师讲佛学（演培法师和妙钦法师皆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共同培养了妙峰法师（美国中华佛教会会长）、自立法师（菲律宾隐秀寺住持）、唯慈法师（菲律宾普贤学校校长）等一批佛教人才。经过师生们的努力，武林佛学院声誉日隆，使武林佛学院一时间几乎成为青年僧人向往的佛学殿堂。

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近代佛教教育的中心从传统的丛林教育模式逐渐转变为学堂式的佛学院，到现在佛学院更成了佛法得以延续与发展的重心。

纵观太虚大师为法忘躯的一生，可见杭州是他思想成熟，居留时间加起来最长，最能提供他丰富资源的地方。

杭州以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使出生在浙江海宁的太虚大师所感念，这也给他的佛教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尤其是他在灵隐寺的时候，思想逐渐丰富，阐扬人间佛教的大作频频问世；处于乱世中的太虚大师，在佛教改革过程中遇到重重艰险，杭州西湖的美景让他得以放怀，杭州众多的友人给予他诸多的帮助；杭州也是太虚大师佛教改革实践的试点，同时也为他的佛教现代化转型事业提供了舞台，特别是杭州灵隐寺、净慈寺。

今逢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我们在此缅怀大师之悲愿弘深。作为学习太虚大师改革、开放之风的杭州灵隐寺及杭州佛教，我们将秉承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历代高僧大德之宏愿，付诸实际行动，将这种开放的胸襟与改革精神所形成的灵隐寺“慈悲、感恩、包容”的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学习和弘扬大师的“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间佛教精神，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2]太虚，《高徒众书》，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印行《太虚大师全书》第九编，第587页。

[4]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5]《太虚大师全书》[M].台北：善导寺，1980，第29册，第308-309页

[6]印顺，《太虚大师年谱》，中华书局，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56页。

[7]《太虚大师全书》[M].台北：善导寺，1980，第32册126[8]，第1页

[8]《太虚大师全书》[M].台北：善导寺，1980，第29册，第309-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