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祖庭佛教历史建设与保存的思考——以日本京都醍醐寺国宝展览为例

【内容提要】醍醐寺位于日本京都，是日本真言宗醍醐派总本山，由空海再传弟子理源大师于公元874年创建,保存有6.9万多件与密教相关的文物，真实地反映了唐代长安佛教对日本佛教的输出与影响。尤其是空海作为青龙寺惠果法师的弟子，更将惠果金胎不二思想带入了日本密教系统，使醍醐寺承继了这一体系，并作为密教事相的完整传承寺院，至今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围绕醍醐寺密教文物所举办的展览，目的是借助醍醐寺的历史，了解日本佛教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同时了解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醍醐寺密教祖庭佛教文物

2016年5-9月，以“菩提的世界”和“梵音东渡”命名的日本京都醍醐寺国宝展览分别在上海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举行。展览由日本真言宗醍醐派总本山醍醐寺、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主办。目的是希望通过醍醐寺的藏品，展示醍醐寺发展变迁的历史，从醍醐寺的历史，让大众更多地了解日本佛教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同时，了解日本的历史与文化，了解中国佛教文化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与交流。

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93件组，展览共历时两年多，主要是前期策划、沟通、运作、协调缓慢，后期操作则较快。

上海博物馆展览共分醍醐缘起、醍醐事相、醍醐花现等三个主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展览借鉴了上海展览的三个主题，另加入了“密藏宗风”主题，构成展览的四个主题内容，力图揭示醍醐寺佛教文化与唐代长安佛教文化的直接渊源，确切地说是醍醐寺密教文化与唐代长安密教文化的直接渊源。

公元7-9世纪，中日交流频繁。日本先后向中国派遣了4次遣隋使和19次遣唐使。公元704年，日本留学僧空海随第16次遣唐使来到长安，第二年拜长安青龙寺惠果阿阇梨为师，学习密教，同年，因为惠果法师的离世，空海悲痛万分，为师傅写下了碑文，即现存日本真言宗著述中的“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并于706年携带惠果法师传授给他的大量佛教经典、造像、绘画、法器以及密教仪式内容等，返回日本。从此，长安密教正式被传播到日本，此次空海所传授而来的密教被认为是纯密，又因为空海回到日本后，在东寺进行密教的传播，故而此派密教也被称为东密。之后，空海以东寺为中心，得到嵯峨天皇等四任天皇的大力支持，并在高野山创建了金刚峰寺，弘扬密教，使密教在日本得到强力发展，对日本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921年，被醍醐天皇赐予“弘法大师”之号。

空海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真雅，以金刚峰寺为基地传播密教。真雅死后，其弟子理源大师圣宝继续密教之事业。

圣宝在874年来到京都郊外的笠取山上建立了醍醐寺，寺名源于此地的甘甜的泉水，恰如佛教中所说之醍醐味。圣宝在寺中供奉准提观音和如意轮观音，为天皇和百姓祈福。寺院因此渐渐昌盛。圣宝建立醍醐寺的这一年，正是中国法门寺佛塔地宫关闭的那一年，中国唐代密教的繁荣也一起被关闭在地宫中，密教在中国走入了末端。而圣宝所建立的醍醐寺则全面继承了空海法师从唐代长安带回来的教相与事相，随着日本佛教的起落发展，醍醐寺亦起落跌宕发展，传承至今，为世人留下了诸多的建筑、文物等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作为日本佛教真言宗醍醐派的总寺，醍醐寺从874年创立至今已有1142年历史。寺内迄今收藏有从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的珍贵经卷、佛像、佛画及法器等近7万件，诸多早期佛像、佛画就是根据唐代样式制作，寺内的经典有的是直接来自中国如宋版一切经（即大藏经）即是来自福建的东禅寺和开元寺。这些文物成为现今研究中国古代佛教以及中日佛教和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同时，醍醐寺也应为有建造于951年的五重塔和16世纪的三宝院等建筑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从706年空海法师离开长安，到今年2016年，被空海法师传入日本的密教文化再次回到长安，整整1310年。没有任何一个形式可以象文物展览一样，可以将一个文化主题集中引入到另一个环境当中，并对公众产生震撼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还原展览的本质，本文沿用展览的四个主题来介绍此次展览。这四个主题是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多位专家学者长时间的学术研究所做的凝练，笔者做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醍醐寺展览的特邀学术顾问，参与了“梵音东渡”展览大纲的拟定，深感荣幸。在此使用大家们所凝练之主题，特此致谢。

一、醍醐寺缘起

本章以空海大师为线索，展现醍醐寺的创立者圣宝大师的活动以及醍醐寺的法脉。展品包括空海大师和理源大师木雕造像、空海于812年敬献嵯峨天皇的狸毛笔奉献表、醍醐寺法脉图、奈良时代虚空藏菩萨木雕造像、宋版一切经等。

二、醍醐事相

这是展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醍醐寺在历史上一直是真言宗事相发展的代表性寺院。事相一词即是截取了密教的词语而来，相对与对密教教义的理论教相而言，事相注重的是密教的仪式及仪礼活动，以及在仪式和仪礼活动中所使用的法器、佛像、佛画等。因此，展品选取了金刚界胎藏界曼荼罗图像和密教、显教造像如大日如来胎藏界和金刚界造像、阎魔天造像、地藏菩萨造像、帝释天造像、如意轮观音造像、爱染明王造像、阿弥陀佛造像、释迦三尊像等，另有五大明王佛画、并将醍醐寺三宝院本堂也完整地搬进了展厅。而醍醐寺最有代表性的五重塔也按照1:10的比例被缩小复制到了展厅中。更以影像的方式营造了一个醍醐寺庭院的真实形象。将醍醐寺旁的贺茂河的形象也以贺茂三石来加以阐述。使展览更有了寺院的真实感。同时，以图片作为辅助展览，将延续至今的醍醐寺著名的仁王会活动展示给观众，让观众更加体会到寺院生气勃勃与尘世间的气味。

三、风雅醍醐

以雅致而华丽的艺术品，展示醍醐寺第80代座主义演在丰臣秀吉及其家族支持下，对醍醐寺的复兴，并因此复兴而带来的醍醐寺的繁荣。以丰臣秀吉在该寺赏樱花的“醍醐花现”事件为代表，展示了绢本设色的义演和丰臣秀吉像、醍醐赏花诗笺、江户时代盛行的纸本金箔地“松樱幔幕图”和“丹枫图”屏风、丰臣秀吉所用金天目盏等。

此部分展览让观众深刻体会到醍醐寺不仅仅是一个佛教活动场所，更带着文人雅士的风范。正如中国佛寺也多有文人雅士的风采一样，恰似李商隐在青龙寺所留下的著名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四、密藏宗风

展示唐代开元时期印度高僧不空法师将密教传入长安大兴善寺的历史，以及惠果法师所居青龙寺的历史，同时展示唐代密教在长安的兴盛状况。但是为了突出醍醐寺展品的主题，长安密教文物精品虽然较多，却仅仅选用了5件具有画龙点睛效应的藏品，切入点是唐代不空法师碑的拓片，此碑是唐代建中二年（781）不空法师圆寂后，唐德宗敕准其弟子慧朗在大兴善寺内为不空法师所立，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以1959年长安城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唐代密教2尊白石造像，即虚空藏菩萨和金刚造像，展现了唐代密教的兴盛状况。青龙寺的历史则是通过展示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青龙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手印纹砖和“盈”字款的白瓷执壶。同时，将大兴善寺与青龙寺现状及考古遗址发掘图片、唐代长安佛寺分布图等重点资料作为辅助展品展示。让观众在有限的展品中充分感知了唐代密教的历史。

反观此次展览，其预定目的已经达到。而本次展览所得到的启发，更是值得梳理与思考并与同仁分享。因此，笔者冒昧在此以“梵音东渡”为例来发拙见，亦是想将所得所思恳请方家指教。

一、馆寺合作举办展览有利于更好地展示祖庭文化、扩大祖庭影响

早在2014年，陕西省文物局便与陕西省佛教协会共同举办了“陕西佛教寺院文物管理专题培训班”，全省108座佛教寺院（佛学院）、市县宗教行政管理部门（佛协）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培训，这是首次举办佛教寺院文物管理培训班。专家以“陕西文物资源和佛教文物资源情况”为题，重点讲解了佛教文物分类、管理、保护和规划、维修等的常识、规定；以“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为题，重点讲解了《文物保护法》及《保护条例》相关规定、案例和增强佛教文物法规意识等问题；从陕西古代佛教艺术造像、陕西佛教文物的种类及价值、隋唐长安佛教寺院等方面介绍了陕西佛教历史和佛教文物；并以“揭秘法门寺”为题回顾了法门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影响。与会学员还碑林博物馆参观“长安佛韵展”，全面感受佛教石刻造像历史、文化和艺术，增强了保护佛教文物的意识。如果说培训活动首次为文博界和佛教界搭起了一个沟通的平台，将文物保护理念和文物的观念带入了佛教界，而本次醍醐寺展览的举办，则是将佛教文化带入了博物馆界。感悟颇多。

首先，博物馆庞大的观众量是提升展览知名度、扩大祖庭影响的方式之一。

以佛教主题来做展览，对陕西历史博物馆来说并非首次，此前举办过青海瞿昙寺佛教文物展览、青海热工唐卡艺术为主题的“随身携带的庙宇”展览，更为了配合印度总理莫迪的来访，举办了以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为主题的展览“一代大师唐玄奘”。但是，这些展览都是中国观众比较熟悉人物、文物，对观众的兴趣度是有把握的。但对于醍醐寺，中国的观众是陌生的，甚至它的地理位置，观众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它与中国佛寺大兴善寺、青龙寺的法脉关系以及所珍藏的文物了。但是，展览开幕后，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观众热情非常高，观展络绎不绝，恰逢展览档期被安排在7月20日——9月20日的暑假期间和国庆黄金周之前，每日平均观众量达到1.3万人，共计约有80万人左右参观了此次展览，除了佛教界的人士，更有很多信众，而最多的是普通观众，老中青兼备。这样的观众量大大提高了醍醐寺的知名度和长安密教的知名度，很多观众对身边的大兴善寺、青龙寺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了，此前并不清楚长安佛寺对日本佛寺的影响，从展览中已经清晰地看到了这点。

其次，博物馆采用多媒体宣传及学术活动的方式提升了展览深度，同时彰显了祖庭文化的内涵。

观众对醍醐寺展览的兴趣，会衍生出对佛教文化的兴趣。因此，本次展览期间，我们以官方微博和微信、网络直播、专题报道等方式，不间断地对展览从专业角度进行不同程度的推送和宣传，并邀请密教研究、日本考古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为观众举办公开的学术讲座，让大家在参观完展览后，有机会与专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领会密教文化的魅力。更组织了针对成人的醍醐寺展览教育活动，不仅让大家看展览，更将大家带到青龙寺，感受祖庭文化的魅力。

再次，醍醐寺此次展出的佛教造像文物多是木制，佛画部分多是纸质和绢质，从奈良时代、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的作品（相当于中国唐代-清代）都有涉及，对于这些脆弱文物的保护和保存，日本有完整的方案和保护手段，同时，寺院文物的保护在日本也是通过请博物馆或文化财研究所中的专业文保人员来完成的。因此，博物馆文保专业人员与寺院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将对寺院文物的保护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祖庭的规划与建造应该有权威性和经典性意识，去除随意性和非专业性

醍醐寺的建筑因山势之因，分为上下醍醐寺两部分。上醍醐寺是圣宝大师于日本贞观十六年（874）六月一日创建，初建时仅有安置准提观音和如意轮观音的小堂宇，延喜七年（907），醍醐天皇发愿建立了药师堂，其后五大堂等建筑陆续落成。此后，历代座主逐渐将醍醐寺的规模向山下扩展，相继建造了释迦牟尼堂（926年建成）、五重塔（951年建成）、三宝院（江户时期16世纪建造）、灵宝馆（明知时期20世纪初期建成）等。目前，醍醐寺因拥有包括6栋国宝、8栋重要文化财在内的92栋建筑，在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相对我们的祖庭而言，地面的殿堂建筑已荡然无存，在寺院的恢复过程中，对寺院的建造也多是寺院自身的事情，没有统一的规划与设计，更不要说设计师的精心考量了。寺院的建筑风格虽也多注意了中国传统廊庑、殿堂的造型。但是，有的寺院历史源远流长，号称缘起隋唐，但其建筑却是清代风格，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值得庆幸的是尚有一些佛塔健在，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建筑的时代风貌，值得我们珍视，如华严寺的两座古塔、草堂寺的鸠摩罗什舍利塔、香积寺的善导大师舍利塔、慈恩寺的大雁塔等。

建筑是时代的标志，应该是政府行为，而不应该仅仅是寺院自身的责任和行为。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和气质，留住建筑本身就是留住了历史，留住了人类文明。2016年9月29日，中国首次评选百年经典建筑遗产。它标志着这个建筑已经被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而将得到永久保护和保存，之后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受到文物法保护的。在评选出的百年经典建筑遗产作品中，寺院建筑仅有鉴真纪念堂。因此，祖庭建筑要进入经典的行列路途还很遥远。祖庭建筑的规划与建造，应该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应该得到建筑大师们的关注。

星云大师在建造寺院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寺院建筑风格的连续性和标志性、品牌性效应，无论走到哪里都知道这座寺院是佛光山的建筑。这点也是值得我们祖庭建设者们借鉴的。

三、将博物馆引入祖庭，使祖庭文物的收藏和展示以承载祖庭历史

醍醐寺字明治三十八年（1905）起便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始进行文物的保存、调查和管理，并得到社会高度认可，一致认为醍醐寺的文物是重要的学术资料。现在，醍醐寺建立了“醍醐寺文化财研究所”，将传承下来的古代文献、佛像等所有文化财数据存入“醍醐寺文化财收藏机构”数据库，全面科学地管理寺内文化财。与此同时，建造了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文化财收藏机构“灵宝馆”，保存了国宝6.9万多件，以及大量未公开的古代和中世纪的珍贵文物，完全是该寺的一个博物馆，本次展览的展品即来自此馆。展品的年代从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正因为醍醐寺的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功能，为本次展览的举办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陕西曾是中国佛教僧才凝聚、经典翻译、宗派创立、佛教弘传和文化交流的中心，陕西佛教文物遗存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见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和标志、是陕西文物资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佛教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保存状况在国内均处于特殊地位。全省共有批准登记的佛教寺院559余处、9处列为国家重点宗教活动场所，其中，全省与佛教有关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处（仍有佛教活动的10处）、与佛教有关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1处（参见：http://www.pusa123.com/pusa/news/fo/201475532.shtml）。这些丰富的文物遗产组成了祖庭文化不可多得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值得欣慰。如醍醐寺一样，寺院是文物保护的重点场所之一。

另一方面，从可移动文物角度来看，目前，长安祖庭出土的文物非常稀少，这些稀少的文物被保存在博物馆里，如现存碑林博物馆的不空法师碑、华严寺所出土的舍利石函被保存在长安区博物馆等，这一方面对文物的保护有力，但是另一方面却将文物远离了其历史所在地，脱离了其本有的背景，对文物历史和涵义的阐释必然产生削弱性影响，因此，有待我们探讨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而将博物馆引入祖庭，将寺院的建造过程、法事活动、典籍书画等进行整理与保管，一点一滴地积攒寺院的历史，便可集腋成裘。醍醐寺灵宝馆以及台湾中台禅寺所做的博物馆，便是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四、对寺院仪式的继承与传承要注重细节的保护。

在醍醐寺布展期间，有布展人员将金刚盘的摆放前后方向颠倒了，被日方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说金刚盘的大连花瓣曲口应该朝向佛塔，这样，金刚盘上的八角轮宝才会距离佛塔最近，而其后部的三鈷杵才可起到威慑护持的作用。这样一个细小的细节，充分说明他们对金刚盘这一法器的认识，以及对传统的一丝不苟。这个金刚盘是13世纪镰仓时代的作品，但是其样式却是依照当年弘法大师空海从唐代长安带回日本东寺的样式而复制的，因此，它的使用也同样不可随意。可见，细节对法事传统的传承是多么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