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海军：试述9世纪中叶日本真言宗僧人如唐巡礼的路线与求法内容——以《入唐五家传》为例

【内容提要】9世纪中叶日本真言宗僧人前往大唐各处巡礼参拜，学显学密。本文就这五家入唐以后巡礼路线、求法灌顶等内容试做一些比较。

【关键词】入唐五家、巡礼、求法

前往各处巡礼是这五家入唐以后最主要的活动之一，五人的巡礼路线都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为论述方便，先将五家在唐的巡礼线路按时间顺序叙述如下：

常晓：

承和五年八月到岸，住淮南大都督府广缓（缓帝本作绫）宫，同年十二月，移住栖霞寺大悲持念院，始随文㻮（帝本作瑧）和尚，受金刚界并大道法。同六年正月四日，设二百僧斋，供四众。同年二月十九日，受灌顶。同廿一日，准敕赴本朝。

圆行：

初到唐礼宾院，是大唐开成三年也。同十二月，得到长安城。同四年正月十三日，依敕青龙寺上座内供奉讲论大德沙门圆境等，迎入和尚。彼寺灌顶座主内供奉义真阿阇梨率廿余众，机上烧海岸香，立五十贤瓶，出门迎和尚……拜故惠果阿阇梨庙塔，以献本国信物等。同月十五日，保寿寺内供奉临坛大德沙门光辨等，论谈教门，问难玄义，莫不通。集会大德等感悦，具以奏闻。同日，左卫功德使（笔者按：应为左街功德使）仇骠骑、青龙寺上座圆境召之，仰曰：“日本国传灯大师圆行，可为内供奉讲论大德。”即赐冬法服并绿绫六十匹及日供物等。遂以座主大阿阇梨义真为师承事，研习真言宗义。秉承三密幽致，决疑两部之大旨，开悟诸尊之密法，即闰正月三日，随和尚授传法阿阇梨位灌顶，又传法门道具佛舍利等。同月四日，归礼宾院，欲归朝。

慧运：

巡礼荐福（寺）、兴善（寺）曼荼罗道场，得见青龙寺义真和尚，请益于密宗，兼看南岳、五台之圣迹。

真如亲王：

真如亲王于咸通三年九月十三日在明州望海镇上岸，咸通五年十二月，亲（王）渡淮至细州普光寺，此僧伽和尚入定寺也。缘汴河冻，不得进御，乃蹔寄住件寺，多钱物供养和尚灵像、众僧。六年二月中旬，得冻解，驾江船河汴者日，买鞍马自陆路入京。……亲王至洛阳，掩留五日，寻师听读，无人教授。即出，自定斯过天津福桥、白马寺槽等。五月廿一日到长安城，入自眷门，安于西明寺。即本国留学圆载法师奏闻亲王入城之由，皇帝感叹，仰请来阿阇梨令决疑难。经六个月，问难阿阇梨，不能击蒙。同（帝本作伺）更令圆载奏可渡西天竺，其事敕许。

宗叡：

初过汴州阿阇梨玄庆受灌顶，习金刚界法，登攀五台山，巡礼圣迹……寻至天台山，次于大华严寺，供养千僧，即是本朝本愿也。至青龙寺，随阿阇梨法全，重受灌顶，学胎藏界法，尽其殊旨。阿阇梨以金刚杵并仪轨法门等附宗叡，用充印信。更寻慈恩寺造玄、兴善寺智慧轮等阿阇梨，承受秘奥，询求幽赜。回至洛阳，便入圣善寺善无畏三藏旧院，其门徒以三藏所持金刚杵并经纶梵夹诸尊仪轨等授之。

常晓与圆行都是随遣唐使入唐的，具有官方身份，因而当他们于大唐开成三年到达扬州后，就由淮南节度使府负责接待，并由时任节度使的李德裕奏报朝廷，但最终只有遣唐大使等少数人可以前往长安，其他人则留原地待命。常晓就“不得随使入京，徒留（广绫）馆里”。在枯等了3个月后，仍未见允许其进京的敕命，无奈只能就近“访择师依”。栖霞寺，《常晓和尚请来目录》记为栖灵寺，且据《弘赞法华传》，唐代的扬州确有栖灵寺，唐人高适也有《登广陵栖灵寺塔》诗。可见常晓移住的应是扬州栖霞寺（今扬州大明寺）大悲持念院，因为并非要离开扬州，所以此次移住只要获得节度使李德裕的许可就行。而且直到常晓随遣唐使回国前，他都未曾离开过扬州。

圆行比常晓幸运，得以随遣唐使一同前往长安。“礼宾院是唐朝天宝以后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一个机构”，作为随遣唐使入京的学问僧自然被安置在此。但礼宾院“原设崇仁坊，元和年间移入长兴坊”，应在长安城内，因此《圆行传》中初到礼宾院后入长安城的记载是有误的，初到的或许应是《常晓传》里的广绫馆。另从《圆行传》的记载看，他所巡礼也主要是长安的佛寺——青龙寺、保寿寺，且都得“依敕”进行的，同时也还受到了朝廷的封赐。正是由于常晓与圆行所具有的官方身份，反而对他们的巡礼活动造成诸多的限制。常晓未被准许进京，也不能随意离开扬州，同行而来的圆仁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只得前往扬州的开元寺，巡礼天台山的申请始终未获应允。而且在遣唐使归国时也都一同返回。圆行虽获准入京，但因与遣唐使同行，只能直接赶往长安。虽然来到了大唐佛教的中心，但为了能随遣唐使一起回国，圆行在长安的巡礼时间只半个月多一点而已。虽然有像灵仙三藏这样长时期在唐的巡礼者，但圆行与常晓代表的才是随遣唐使入唐的学问僧的常态。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个人身份入唐的日本僧侣，在华巡礼的时间更长，地点也更多。慧运在大唐逗留了5年的时间，期间曾到过长安的荐福、大兴善寺，还巡礼过五台山和南岳衡山。按《宗叡传》，宗叡于贞观八年（866，唐咸通七年）随李延孝的商船回国，但据《三代实录》，贞观七年七月时，“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六十三人，驾船一艘来著海岸。是日，敕安置鸿胪馆，随例供给”。所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宗叡应于贞观七年就已经回国了。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李延孝连续两年都前往日本的可能，因而宗叡在唐巡礼的时间应是3或4年。他的行程更丰富，既有东西两京的青龙、慈恩、大兴善、圣善等寺，也有汴州的寺院，还曾登临过五台山巡礼圣迹。

慧运与宗叡的巡礼线路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长安，长安作为大唐佛教的中心，自然成为外来巡礼僧人的首选之地，自无须多言。其次是五台山，镰田茂雄结合日本最早的佛教故事集《日本灵验记》中所记的已去世的圣德太子在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后转世为圣武天皇（在位时间724——748），而文殊菩萨也转世为日本著名的高僧行基（668——749）的传说以及记载五台山历史最早的一本书——唐慧详的《古清凉传》在圣武天皇时期已传入日本，并广泛传抄的史实指出，五台山信仰至迟在圣武天皇时期已传入日本。其后更出现了“模仿五台山建造的日本寺院”、盛行“称为‘五台山文殊’的佛像”以及五台山信仰有关的传说故事等，足见“中国五台山的佛教文化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而这种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从“元和年间（806——819）开始，即有日本僧人陆续至五台山巡礼求法，从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再次是与天台宗有关的一些地点。被尊为天台二祖的慧思和尚，晚年曾“将四十余僧经趣南岳”，并在衡山渡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十年，因此慧思也被称为南岳慧思。“大华严寺，原名大孚灵鹫寺，明太宗敕额大显通，是五台山历史悠久、规模最大、建筑雄伟、庄严华丽的一个梵宇琳宫……唐代时，著名高僧志远（768——844）就在这里讲演《法华》，使其成了天台道场。”另从圆仁的《行记》可以看到，“当时五台山以大华严寺为中心，天台学已被大为推崇。念佛三昧和法华三昧的修行者众多。天台典籍也相当完整。其中也包含圆仁最初看到的内容。朝晚二座开讲的天台学也相当充实。与天台山国清寺也有交往。志远还从长安请来法坚，使素来与长安佛教界保持密切联系的玉泉寺天台宗的传统持续发扬”。因此，在圆仁、宗叡入唐的9世纪中叶时，大华严寺应是天台宗的道场。另从《宗叡传》记载看，宗叡还似到过浙江天台山，但在山西五台山巡礼圣迹后，不可能“寻至”浙江天台山的。而且即使不是“寻至”的，但其后又再次返回五台山巡礼大华严寺也是无法理解的。因而笔者认为，《宗叡传》中的天台山并不是指天台宗祖庭所在的浙江天台山，很可能大华严寺所在的那座山当时就叫天台山。“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是平安时代最盛行的佛教宗派。”而天台宗本就以佛学义理见长，即使其他宗派的弟子，也都会兼学一些天台的佛学思想，这一现象中日佛教界都存在。如入唐五家中的宗叡，虽然是真言宗的弟子，但也曾“究天台大义”。因而天台佛学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界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加之日本天台宗的最后创立，也与传教大师最澄的入唐求法有关。因此前往中土的天台佛学圣迹也成为当时日僧入唐巡礼的重要选择。所以慧运和宗叡虽都是真言宗弟子，但都选择了南岳衡山、五台山大华严寺等与天台宗有关的地点作为他们的巡礼之处。

此外，入唐五家都是日本真言宗的弟子，因而9世纪中叶时的那些著名的密教寺院自然也是他们巡礼的重点。如圆行、慧运、宗叡都巡礼过的长安青龙寺就被奉为密宗的祖庭，唐代密教大师惠果（不空的传法弟子）就长期住锡在此。日本真言宗的开创者空海大师就曾在此随惠果受学，巡礼青龙寺对真言宗弟子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在遗书中提到，“入坛授法弟子颇多”，但“得之”只有6人，其中的含光、觉超、元皎都曾住锡在保寿寺，同为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的传法弟子玄超也曾在此住锡，可见圆行巡礼的保寿寺也是一处重要的密教寺院。此外宗叡巡礼的大兴善寺也是密宗祖庭、大慈恩寺时任的寺主造玄也是一位密教高僧、洛阳的圣善寺更是“善无畏三藏旧院”。

真如亲王除了身份特殊外，他入唐的目的也与众不同，主要是为了“决疑难”，当然这种疑难是佛学思想上的，还是人生遭遇上的，抑或兼而有之已不得而知了。因此，巡礼圣迹反倒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有明确记载的巡礼地点也只有“细州普光寺”。“细州”应是“泗州”之误，僧伽和尚即泗州大师，宋代称泗州大圣，今天在福建地区还有泗州大圣信仰流传，而僧伽最后坐化的寺院就是泗州普光（王）寺。泗州大师相传是观音菩萨化生。真如亲王巡礼普光寺应该和观音信仰在日本的流行有关。西明寺本就是入唐的日僧在长安的聚集地，真如亲王安住其间也属正常，并不属于专门的巡礼活动。其余也就尽是“寻师听读，无人教授”或者与奉敕前来的阿阇梨问答，以求早决疑难。不过，在大唐疑难最终也未解开，他进而前往印度继续追寻答案。

除真如亲王外，求法是其余诸家入唐后另一项最主要的活动，由于他们都是日本真言宗的，因而唐代的密教是他们求法的主要内容，这从他们各自在大唐请益的对象、学习的内容以及带回的物品等都清楚的显现出来。如常晓“随文㻮和尚，受金刚界并大道法”，据常晓自述，文㻮是“不空三藏弟子，兼惠应阿阇梨付法人也”，其带回国的有经纶、仪轨、道具、大元帅画像等。圆行“以座主大阿阇梨义真为师承事，研习真言宗义。秉承三密（身、口、意）幽致，决疑两部（金刚、胎藏）之大旨，开悟诸尊之密法。”慧运亦“得见青龙寺义真和尚，请益于密宗”。义真师从义操，而义超师从不空的弟子惠果。圆行带回国的有“法门一百廿三部，佛舍利三千粒等”。慧运则带回“仪轨、经纶、佛并祖师像、曼陀罗道具等”。宗叡则“至青龙寺，随阿阇梨法全，学胎藏界法，尽其殊旨”，“更寻慈恩寺造玄、兴善寺智慧轮等阿阇梨，承受秘奥，询求幽赜”。法全与义真同样受学于义操，“在晚唐之世，次义真而宣传斯（密）教者，以法全为尤”，可见两者都是晚唐时著名的密教高僧。造玄曾于大兴善寺元政处受胎藏界法，“解金刚界，称城中好手”，担任过大慈恩寺的寺主，并编写过《金胎两界师相承》，在当时亦是名重一时的密教高僧。“智慧轮更是晚唐最著名的大兴善寺密宗高僧”，而且他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十分频繁。宗叡带回国的也无外是经纶、仪轨、法器等。可见四家在唐求法的内容上有高度的一致性。

不论是中国的密宗还是日本的真言宗，都特别注重师承传授，因而接受唐土密教高僧灌顶也是来华日僧求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如亲王由于其特殊性而不在此列。《慧运传》中有关其入唐求法经历的记载极简单，他向义真请益过，但是否有过灌顶已不得确知。常晓则受文㻮，圆行受义真，宗叡更是先受玄庆、再受法全灌顶。接受灌顶时，往往还会获得道具、仪轨、经纶等可以证明他们受过某位中土高僧灌顶的“印信”。而这些中土高僧自身的师承、地位、影响等又将直接影响这些求法的日僧回国后的地位和受重视的程度。因此宗叡才两次受灌顶，前一位汴州玄庆阿阇梨并不见于现存的唐代佛教史料，而法全则是当时最著名的密教高僧之一。更有甚者，不惜伪造师承传授。据常晓自述，文㻮是“不空三藏弟子，兼惠应阿阇梨付法人也”。此处的“不空三藏弟子”应理解成不空一系，不然无法理解他又是惠应（不空传惠果，惠果传惠应）阿阇梨付法人。但文㻮仅见于日僧的记载，在现存唐宋时期的中土佛教资料中都没。而且同为9世纪中叶入唐的日僧圆珍，他就曾直接质疑了文㻮师承的真实性。圆珍也曾由不空一系的法全灌顶，对不空一系的情况应较为了解。因而，文㻮为“惠应阿阇梨付法人”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常晓为了抬高文㻮的地位，实质是为了自己归国后的地位和影响而编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