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禅并重”到“禅茶一味”

禅茶文化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天宝年间，南岳怀让禅师的入室弟子马祖道一在福建建阳佛迹岭建庵弘法，三年后转至江西境内弘法建寺，广收学子徒嗣，并根据禅宗旧学进行整合创新，创建了“平常心是道”为宗旨新学禅法。他的禅法将参禅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并以这三种修行阶段将禅学实践化。通过这一改革，顿悟禅法的影响力才逐渐扩大，马祖道一的影响力也随之增长，可与同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慧能大师晚期弟子无际大师相媲美。此后，马祖道一禅师建立寺院，专供禅宗僧人群居静修，以农禅并重方式实现僧众自养，最重要的是方便僧众聚集共修，探讨佛法，自觉觉他，弘扬佛法。马祖道一创立的丛林制度，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获得了无限生机。从道信提出“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到马祖门下百丈怀海号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事实上已经将禅众的劳动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丛林制度由此走向规范，形成规模，僧众行止有序，寺院道风井然。

禅宗寺院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农禅文化。因茶有“三德”，有利于僧人的修行生活，许多山中寺院种植茶叶，寺院饮茶之风也随之盛行，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茶文化。

在唐末、五代时期出现的高僧大德中，有两位以茶参禅的禅师，即北方的赵州古佛（778-897）和南方的扣冰古佛（844-928）。在那个信息传递技术极不发达的年代，身居南北、遥隔关山的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悟出了“茶禅一味”之道，以“吃茶去”的机锋接引弟子，垂范禅林。两位禅师把精深奥妙的佛法禅理提炼成一杯茶，把从容、超越的生命境界融注为一杯茶，供后世慢慢品饮，也使得不产茶的赵州和盛产茶的武夷同样因禅茶而闻名天下。

据史料记载，唐贞元年间即有邑僧在天心岩下筑草为庵，植茶养生。公元928年，闽王把扣冰古佛延请到福州，拜以国师。“闽王躬迎入城，馆於府沼之水亭。方啜茶，提起茶橐子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见于《五灯会元》的这段记载，说的是闽王招待古佛时，古佛提起茶橐子问闽王说：“大王会茶道吗？”，闽王说：“不会”。古佛说：“人王和法王真是生活在不同的境界啊。”当时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在古佛眼里，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而是衡量一个人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的尺度。“人王法王，各自照了。”这恬淡的言语，也是古佛“我为法王，于法自在”的自性流露。极度崇佛的闽王对国师言听计从，从此倡导“吃茶”之道以净化人心。

宋代，大慧禅师的真传弟子道谦禅师把“茶禅一味”的精神带回文化圣地武夷山，与本土的“三教”文化、朱子理学、武夷茶文化相交融，渐渐形成了中国茶道中最具代表性的武夷茶道。道谦禅师回到老家武夷山五夫里后，主持乡里的开善寺。青年时代的朱熹一味追求开悟，当他得知“开悟之说，不出于禅”后，便追随道谦禅师在密庵、开善寺、天心庵（今天心永乐禅寺）“焚香沦茗、寄斋食粥学禅”，持续一年多时间。绍兴二十年（1155年）五月，朱熹在天心庵问禅于来访的大慧宗杲禅师，大慧禅师以茶为参禅悟佛之机、显道表法之具。天心问禅，一朝启悟，朱熹日后创立融儒、释、道之大成的朱子理学体系，其灵感之源即由此激发。

明末清初，当时住持天心永乐禅寺的超位禅师、住持天成禅院的超煌禅师、先后住持莫庵和天心永乐禅寺的铁华上人、驻锡梧桐窠的僧衍操都是漳州人；驻锡青狮岩的兴觉和尚是晋江人；驻锡天心永乐禅寺的释超全是厦门人。其时，武夷山中的每个寺院几乎都有闽南僧人常住。他们普遍嗜茶，常在天心永乐禅寺举办茶宴，一起宣习工夫茶艺，以茶谈禅，以茶论道，以茶说经。一代茶僧释超全在天心永乐禅寺常住时，写下了《武夷茶歌》、《安溪茶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成为后世研究茶叶的珍贵史料。在闽南籍僧人的传播和推动下，乌龙茶制作工艺很快传到闽南和潮汕，直接促进了安溪茶和潮汕工夫茶的兴起。

从“茶之三德”、“茶之六度”到“生活禅”

对出家人而言，茶有三德。一为提神，夜不能寐，有益静思；二是帮助消化，整日打座，容易积食，饮茶可以助消化；三是使人不思淫欲。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院，几乎出现了无寺不种茶，无僧不喝茶的嗜茶风尚。许多寺院不仅重视茶叶，而且也是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因为在古代，寺院最有条件研究茶叶与提高茶叶品质。那时的寺院都有一定的田产，僧人们也有更多的时间探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吟诗作文宣传茶叶文化，故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

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招待施主、品尝香茶、辩论佛理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寺院还专设“茶头”，负责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以供佛、待客、自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