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苏墨

文禅互动

“王文苏墨”，是六榕寺最负盛名的历史典故。

熙熙闹市，寂寂禅院；塔影巍巍，榕荫蕤蕤。

在广州市城中心地带，循着车水马龙拐入六榕路，掩于林立高楼，藏于市井深巷，忽见一座古朴巧致的寺院，沉香袅袅，梵音阵阵，幽境天然。这，便是六榕寺了。

这是一座传承千年不衰的道场，岁月悠悠，不改庄严；

这是一座文气淋漓的雅致禅院，文禅互动，幽深清净。

六榕寺，坊间素有“岭南最具文化气息的寺院”之称，“王文苏墨”，是六榕寺最负盛名的历史典故。

“王文”，指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三千多字《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记》，其中清晰记载六榕寺开山祖师昙裕法师建塔缘起及历史上六榕寺的殊胜面貌；“苏墨”则是指北宋文豪苏轼羁留广州时，见寺中榕木明瑟，枝叶相连，挥毫书下的“六榕”二字。

接下来，便让我们了解一下“王文苏墨”的历史典故，一窥六榕寺千年“文禅互动”传统之滥觞源流。

“此寺乃曩在宋朝，

早延题目。

法师聿提神足，

愿启规模，

爰于殿前，

更须弥之塔。”

——今日，

我们犹可从王勃碑记中，

了知六榕寺建塔缘起，

句中“法师”，

是为昙裕法师。

昙裕法师俗姓诸葛，是蜀汉丞相诸葛孔明的后裔。其时梁武帝大弘佛教，昙裕法师少年出家，勇猛精进，承嗣的是当时的高僧志公和尚的法脉。

广州宝庄严寺（六榕寺前身）肇建于南朝宋（420-479），当昙裕法师于梁大同三年（537）驻锡于此兴筑舍利塔时，宝庄严寺已经建成至少有五六十年，只是当时寺院规模尚小，名气尤微。

当时，扶南国（今柬埔寨一带）是佛法流布的圣地，佛教昌盛，梁武帝出于对佛法的殷切追求，决定派特使前往扶南迎请佛骨舍利以求得更多佛法妙用，而昙裕法师具有妙智大德，能洞察幽微，具足菩萨妙行，正是前去迎请佛骨舍利的最佳人选。

为求佛力加被众生，昙裕法师不顾身体之羸弱，顶寒冒暑，历尽千难万险，沿“海上丝绸之路”前去扶南，“炎凉可质，往返九十旬；楫柂不辍，风潮八千里”，虔诚地礼拜舍利至宝并将其迎请回国，于梁大同三年（537）回到广州。

历经此次奔波，昙裕法师积劳成疾，在广州休整期间，他深感宝庄严寺是一处可以弘法的宝地，如能扩大寺院的规模和影响，当可弘化一方，将佛法的利益带给更多的南粤大众，故此，他向梁武帝表明，希望能留在广州宝庄严寺，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弘扬佛法。梁武帝下诏许可，并赐部分迎请回来的佛骨舍利留在宝庄严寺，使其能够得到佛法的庇佑。

昙裕法师振奋精神，立下宏愿要为宝庄严寺开创规模，于是在原有大殿之前，开始兴建宝塔，并将从扶南迎请回来又由梁武帝赐分的佛骨舍利瘗藏于塔基地宫。

因塔基瘗藏佛骨舍利故，宝塔名为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为木质结构，高六层、方形，向上合尖而成塔刹，各层内外以及通道刻缕图画，人物、鸟兽、山川、草木俱全。舍利塔的造型及所刻图案，是昙裕法师参考佛经故事和在国内外的游历所见，加以改良而设计。于此可见，自建寺弘化之始，雄浑大象已然孕育。

舍利塔建成后，同时扩建殿宇，昙裕法师驻赐于此，弘化四方，宝庄严寺殿堂宏敞，宝塔屹立，常有政府官员及文坛学士前来向昙裕法师请法，轩裳缨珮，济济一堂，宝庄严寺成为以佛教思想熏陶、教化信众的一方净土。

675年，初唐四杰王勃赴交趾（今越南）探父途经广州，游历至此，见舍利塔殊胜庄严，道场恢弘殊胜，深感佛法之精深、感化人心之妙，遂妙笔抒就碑文。不久之后，王勃乘船赴交趾，遇风暴罹难，此篇碑文也成了一代才子的绝笔。今日，我们犹可从中窥见六榕寺的昔日面貌，也可由辞句间想见花塔盛貌。

朝代更迭、时轮运转，南汉时期的六榕寺，早已易名为长寿寺。

开宝三年（970），宋太祖赵匡胤谴大将南征，长寿寺以及寺中舍利塔均毁于兵火。所幸，在遭受损毁后不到二十年，至宋端拱二年（989），寺院即告重修峻工，精铸六祖惠能大师等身像供奉寺内，崇扬禅法，自净其意，智慧无住，故改称净慧寺。再历百余年，至绍圣四年（1097），舍利塔在原址地宫上重建落成，改称千佛塔。

道场浴火重生，自有一派千帆过尽的坦荡宁静，幸之所至为：佛法慧灯不灭，文脉未曾断绝，可喜，可叹，可敬！

北宋元符三年（1100），苏轼获朝廷大赦，奉召回京，自儋州北归，经廉州，辗转抵达广州。苏轼到达广州时为农历九月末，恰是秋高气爽、云天疏朗时分，神清气爽、景致醉人。苏轼便在天庆观住下。天庆观离净慧寺只有咫尺之遥。净慧寺中刚刚落成三年的千佛塔，高耸入云、金碧照空，是广州城中的地标所在。其时净慧寺内有古榕六株，浓荫蔽日、枝叶相连，无需围栏，即成庭院。

彼时东坡先生已是暮年，一生颠沛流离，饱经贬谪，受尽劫难，在遇赦回京的途中，羁留广州，或许东坡先生也曾静然坐在榕荫之下，寂寂观想，回首半生，屡受挫折，是否会曾有“也无风雨也无晴”之豁然？榕木明瑟，无上清凉，或许东坡先生也曾在鸟鸣叶响间会心一笑，万事风过耳，不过云烟淡淡，荣枯有常，不妨释然罢。

因此，在寺僧延请大学士留题诗词墨宝，东坡写下“六榕”，落款“眉山苏轼题并书”。

四百多年后，永乐九年（1411），苏东坡手书的“六榕”两字，镌石以记，悬于山门，直到而今，逾600年矣。

将“六榕”两字悬榜于山门，本来只是意在提醒世人：此乃东坡遗迹，当珍重爱护。但因为寺院的山门这个位置实在太重要了，一般就是悬挂寺名的位置，更兼人们敬重苏轼的风骨，来寺礼佛的人，自然便把“净慧寺”叫做“六榕寺”，口口相传，蔚然成风。

直至清光绪元年（1875），寺院重修峻工，库穆长善和张兆栋各写一篇同标题的碑文《重修六榕寺佛塔记》。至此，这座历史悠久的寺院正式更名为“六榕寺”。

自此，东坡手书翰墨长悬山门，有如印记一般，成为六榕寺“文禅互动”传承之佐证，为六榕寺之淋漓文气增添一番“饱经岁月洗礼，静逸淡然依旧”之美。

时代洪流汤汤，一舟轻舸漂流，溯源直上，但见六榕寺历经一千六百余年，饱经劫难而不衰，千载悠悠岁月中，多少贤人雅士，文人骚客，书画大家，于六榕道场留下足迹，渐而形成“文禅互动”的传统。

逝者如斯夫，光影万千，慧灯不灭，文脉绵长。

文：郭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