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教一致、三教合一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中经隋唐，到宋朝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的时代思潮。儒家经过宋代程（程颢、程颐)、朱（朱熹）、陆（陆九渊）、明代王（王阳明）的发展，建立了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的新的理论体系，虽内部因主张相异而分为不同的派别，但它们在形成与发展中都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道教也吸收了佛、儒二教的思想，金朝成立了带有明显的三教合一特色的全真道。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佛教中的主要派别，特别是已经成为主流派的禅宗，不仅加快了与儒、道二教的会通与融合，而且也提出自己的三教一致或三教合一的理论。

宋云门宗禅僧契嵩著《辅教编》进上宋仁宗，被敕准编入大藏经流通海内。推崇儒家孝道，主张儒、佛并重，其中说：“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是说佛、儒和百家各派的创始人及其代表人物皆是圣人，他们的引导民众为善的宗旨是一样的，但在如何教导民众的方法上是有差别的，所以才有教派之分。契嵩善于利用当时士大夫熟悉的心性和伦理概念来表述自己的主张，将禅宗的心性论与儒家的心性论沟通，将佛教的“五戒”“十善”等与儒家道德规范等同。他在上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说，佛教可以“正心”，“兴善止恶”，以佛教的戒规和善恶说教来“教导世俗”，对朝廷及儒家名教所标榜的“仁恩礼义”，兴教化，致天下以太平，是有利而无害的。在北宋末徽宗时担任过宰相的张商英(1043—1122)信奉佛教，特别是禅宗，著《护法论》批评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等儒者对佛教的批评，也鼓吹三教一致的思想，说在世上群生“失真迷性，弃本逐末”的情况下，三教的学说是对治世病的药，但三者所治重点不同，并且优劣有异，“儒者使其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虽认为三教在教化民心，使人向善的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佛教更加优越，这主要是就佛教教人断除情欲，追求精神解脱来说的。但又强调：“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宋代临济宗名僧大慧宗杲（1089—1163)也主张不可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决然分开，表示“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诫恶，正人心术”，忠义孝道以及治人安国之术，与佛教的宗旨并不矛盾。(《大慧语录》卷二四《示成机宜》)

在统治者之中，宋真宗写《崇释论》，说佛教与周孔荀孟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方面是“迹异而道同”的，并认为佛教的五戒完全符合儒家的“仁、廉、信、正、庄”的伦理规范。宋孝宗写《原道论》，认为三教一致，皆可助于施行礼乐仁义之道，主张“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他们的提倡对社会影响很大。此后到明代四大名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皆主张三教同源、一致或“一家”。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以儒解佛者有之，以佛解儒者有之，会通儒、佛者亦有之。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劝善书《感应篇》之类，无一不充斥着三教合一的内容。然而从问题实质上来看，佛教方面的三教一致或三教合一的言论，反映的是佛教为适应以儒家为思想正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需要而提出来的。

参考：《中国佛教基础知识》  杨曾文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