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之向外界发表文章，其时始自1912年。尽管这时发表文章，还不是出于法师自己的本意，但是，不管如何，这时应是较更前些时法师已经写出了多篇文稿。而且，现在收录在《文钞》正编第二卷中的八篇论文，其中半数以上是这个时候的撰著。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法师数十年由修到悟至证的丰硕成果。是自出家三十多年来苦行精修的心血结晶，是永不磨灭的法身舍利。从此往后直至圆寂，又是一个三十年间，这种结晶和舍利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广化众生。

1912年法师五十二岁，这个时间是他自利利人的分界。在这以前他专门自修。他的性格，他的作风，完全可以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直到他自己认为此事——出家根本大事已经有把握了、已经稳妥了，他才肯把精力转移向外，随宜施化，利益他人。专门自修和向外施化，是就其主要倾向说。即自修时也随缘施化，施化时也更是自修，不可作绝对的理解。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法师在遗著中曾有数处自述。现在引其一处自述说：“二十余年①，印光二字，未曾一露于外，故无一过访与通信者。自民国元年（1912），高鹤年居士绐（原文注曰：绐，音台，上声，欺也）其稿去登《佛学丛报》，彼以光不欲令人知，因用一‘常惭’之名，此非是名。而徐蔚如、周孟由见之，甚喜与己之知见相合。遍问诸人，皆不知。至四年（1915），蔚如问于谛闲法师，谛师以光告。常惭，谛师亦不知。以鹤年持其稿，令谛闲法师看过故也。从此，蔚如搜罗排印②。至七年（1918），又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留板。从此以后，日见扰攘，欲求一日之闲，不可得也。自此以后，不能不用印光之名。故凡有求题跋者，皆书‘常惭愧僧释印光’耳。”③由此可见，法师谦德流光，终不可掩；因缘时至，水到渠成；龙天推出，乃是势所必然的事情。1913年秋顷，高鹤年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印光法师，乞其论文《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等四篇，稍迟复将《净土决疑论》等，先后刊载于上海狄楚青居士主编的《佛学丛报》。真达、了然、德森诸师所述《印光大师行业记》说：“师出家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④事实正是这样。

总之，据如上事迹，我们可以证知：印光法师悟道得念佛三昧最后时限，即当在这一时期。则其悟道的具体时限，或在光绪末年时，或在宣统年间，至迟亦当在一九一二年以前，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由于印光法师之为人，谨严至极，绝对是如《论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彻底实践者。从其一生诲人不倦的文字般若来看，无一不是反映出这一点。他“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关于个人修证所得方面，他有两条原则：一是严守佛制，绝不衔露于外以杜绝授与奸佞邪妄者以口实；二是观机逗教，无缘平等无私，绝不肯以自己尚未企及者教示他人。其论文并诸函文等所有文字，皆从其彻底了悟的心地中流出，如数家珍，而又应机施教，俾僧俗一切人各能获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如高氏乞去的数篇论文，按佛门常情，亦不可能是悟道之后的即刻之作。就一般情形说来，悟道以后，还须善养其道，还须有一个由修至证的过程。如法师致高鹤年居士书，很谦逊地说：“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录一二，以备自览。”⑤此信是法师于1914年四月初八日所写。由此可知，其所有文章，应是发明心地、己事已办、悟道以后若干年月，逢遇因缘所写，乃是有鉴于当时佛教界的情况，运其大悲大智的正觉之心，为挽救时弊，有所针对而不容不写。何况，了悟心地大事实非细事。如印光法师、一贯沉潜厚重，朴实无华，凡事必操至确实稳妥可靠程度方可。对于这种千古以来根本大事，当然不肯草率，必然如同古德风范。即悟道以后，还须在一定条件下，继续息缘住静，如同抚育初生婴儿一般。所谓长养圣胎，而必不肯率尔出世应事的。如唐大梅法常禅师，“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⑥如宋天台德贯禅师，“三十年来独掩关，使符那得到青山。”官府相召，令当寺院住持而拒绝之。⑦此凡在古德，几乎无不如是。从1912年至1918年这一段时期，印光法师仍然坚持不愿露面出名，可以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