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凯教授在讲座中，为大众梳理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学界有一种观点是以印度佛教的视角，认为从最初传入到唐代，对印度佛教的翻译、阐释更加丰富与完整，佛教进入“黄金时代”，其后由于传入的“断裂”而产生“宋代佛教衰败论”。

对此，圣凯教授尝试以中国文化为视角，以汉传佛教史和儒释道三教关系为脉络，以王朝更替和佛教重大事件为分水岭，建立中国化佛教史的新分期，为理解佛教中国化提供一种新视角。

在反思“宋代佛教衰败论”时，圣凯教授引用格里高利和高泽民主编的《宋代佛教》导言部分，分析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三种不公正因素造成的偏见。

其一是宋代佛教尤其禅宗灯史写作时妄自菲薄，神化唐代祖师。其二是日本佛教出于宗派的或民族主义的偏见，对唐代无以复加的崇拜后，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许多日本高僧认为当时的日本才是佛教中心，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的写作深受此观念影响。其三是受儒家传统成见的影响，宋明理学认为佛教衰朽，其塑造的“愚夫愚妇的佛教”的观念影响了人们对宋代佛教的认知。

因此，圣凯教授强调了“唐宋佛教转型”的特征：佛教中心从北方向南方转变，禅宗广泛传播，“禅宗遍天下”的局面；心性论成为儒释道思想的契合点，成为三教合一的基础；佛教界内部，宗派间的融合大于差异，尤其是“禅净合一”“唯心净土”成为佛教界的共识与修道论的融合点；丛林清规更加完善与细致，促进了唐宋佛教丛林生活的礼仪化；佛教的社会支持力量，从王权政治、贵族阶层转向地方社会，这一时期的佛教开始出现平民化的倾向。

因此，“唐宋佛教转型”本质上是佛教在南方的崛起，禅宗和天台宗获得很好的发展。

南宋至清中叶，是中国化佛教的融合停滞期。这一分期将北宋佛教与南宋佛教分开，呈现出“宋元变革”的视角。圣凯教授认为，一方面南宋佛教继承北宋佛教的脉络，如重视华严宗和唯识宗，但另一方面，随着元代的统一，以禅宗为中心的南方佛教则影响和统一了北方佛教，真正实现了中国化佛教的融合与统一。虽然元朝时，寺院与僧尼的数量曾经很多，但佛教教义的创新、思想的影响力，在南宋以后很难有真正的建树。

尤其是明至清中叶，佛教进入停滞发展期。明代对禅、讲、教寺的分类所形成的影响较大，教寺以经忏为主，其社会功能从“治心”变为“荐亡”，意味着元明清佛教的民俗化，从“生活佛教”转变成“度亡佛教”。

到了晚清民国时代，佛教又面临着太平天国、庙产兴学和军阀混战的外部压力，在“西学东渐”“革命救国”等思潮影响下，以太虚大师为首的近代佛教界提出“人间佛教”，提倡中国化佛教的现代转型。

处在“唐宋转型”与“现代转型”之间，明清佛教也有其不可忽视之处，圣凯教授总结了以下几点。

这一时期最大特点是经忏佛事的发达与汉地“佛教四大名山”的出现。四大名山代表了中国作为东亚佛教信仰中心的形成，其背后是印度佛教的衰落，当时中国已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

正如赵朴初居士所指出的那样，明清时代中国佛教的三大语系形成，“圆融无碍，团结一体的，只有中国才有，这就是‘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一个大家庭，尽管三大语系的流传时间有先后之别，但都是中国佛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元明时期佛教是“汉文化圈”中最活跃的传播媒介，元代的一山一宁、明代的隐元东渡日本等，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制度、文学与生活方式在亚洲的传播。

明清佛教时代，在僧团内部聚焦于佛教团体发展、禅悟、法脉、复兴等问题的争议和辩论（僧诤），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的内部活力。

同时也不能回避的现象是，在思想哲学层面，随着宋明理学、心学的出现，佛教哲学思考和理论阐释能力下降，除了南宋时代的智圆、契嵩、宗杲，晚明的袾宏、蕅益、德清等高僧外，很少出现思想创新、有影响力的佛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