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刻本《大藏经》的发展与演变。佛教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佛教的一些佛像和经咒都是早期的雕版印刷物。纯一法师在书中说道，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在我国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然而到北宋中叶之后，雕版印刷术已风靡全国，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空前未有的。因此，在唐及五代佛经的印刷还只限于单卷佛经及佛像，到宋代则出现佛经总集的刻印，刻本《大藏经》时代已经到来。据统计，宋代至少进行过6次佛经总集的刻印，这就是《开宝藏》《毗卢藏》《资福藏》《圆觉藏》《崇宁藏》和《碛砂藏》等。其中，《开宝藏》为朝廷所刻，作为中国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经》，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木刻大型丛书，它开创了刻本《大藏经》的先河，是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在此基础上，手写佛经逐渐减少，官私刻印藏经的风气渐开，契丹、高丽、福建、浙江等雕印《大藏经》也都深受《开宝藏》影响。从此，中国佛教典籍的传播有了可以规模化刻印的定本，对汉文《大藏经》刻本类文本的形成与传播居功至伟。

当然，在刻本型文本的《大藏经》之中还有不少民间私刻的文本类型，比如北宋时期我国第一部民间私刻的《大藏经》——《崇宁藏》。它由福州东禅寺等觉禅院慧荣、冲真等发起劝募雕造，初名《大藏经》。它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由寺院发起募捐的方式集资刻印的《大藏经》，开创了我国私刻版《大藏经》的先河，其版式对后世《大藏经》刻板影响甚大，其后的《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等7种版本《大藏经》，都按此版式刻印。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间私刻的《赵城金藏》，多达7000卷，施资者主要是山西晋南各县的村民，全靠一个地区的百姓出资。由此可见，官刻与私刻的汉文《大藏经》文本同为佛教文本中国类型建设路径之一。即便是到了晚清民初，著名的佛教居士杨文会也是以民间私刻文本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在这里，读者不难体会纯一新着之独特与别致，佛教中国化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既有官方主导以文化建设为特征的文本意义，亦有民间作为崇德报功象征仪式的中国化寄托，更有些汉文《大藏经》文本类型是民间信徒募资刊刻、官方高度认可，官民共同合力完成，其丰富的中国意义象征皆能包含在汉文《大藏经》的文本建构之中。如我国古代刊刻的最后一部官版《清敕修大藏经》，亦称《龙藏》，也是充分借鉴了明代官刻《永乐北藏》和民间私刻《嘉兴藏》的文本类型。再有就是1982年启动的《中华大藏经》编辑整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之力支持学术界整理编辑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其正编就是以民间刻本《赵城金藏》为底本进行影印，其缺失部分则由《高丽藏》补足。纯一法师的精当论述，说明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多样化及不同路径的中国化，方才得以建构了中国佛教的博大精深。

四、汉文《大藏经》的文本意义

汉文佛教经典在中国的流传，经过历代的翻译以至汇集、编次才逐步形成完整系统的《大藏经》。在此过程中，佛典目录对《大藏经》的收经标准、分类体系以及框架结构的形成和定型起到了重大作用。它是佛教中国化文本类型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纯一法师在《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论述道，智升所著《开元录》集前代之大成，乃是汉文佛教文本结构走入体系化阶段的象征。唐开元年间（713-741），佛经中译事业告一段落，长安西崇福寺僧人智升通过辨伪存真，去粗取精，撰写出反映盛唐中国佛教发展水平的目录学著作《开元释教录》，进一步完善了此前的佛经文本的分类方法，随之确立了汉文《大藏经》的文本结构，即《开元录》所立"有译有本录"之下的编目体系一直成为后来中国所刻藏经分类编目的主流，千年流传不替，成为我国历代《大藏经》结构体例之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