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禅宗的复兴。从道场的建筑进一步到寺院的修学定位，还是有待提高。在一般的现象中，虽然说很多修学方向还是不清晰。也就我们很难从一个宗派或者法门中得到真实的利益。这种现象，第一要归功于师资的匮乏，明眼善知识的引导不多，所以导致的很多的从佛法中难于得到真正的受用。第二，闻思的不足，我们现在的佛教知识，大部分来自于佛学院。我们不能说佛学院的传播佛教知识不好，但有点解行不能相应，知行不能合一，学修不能并重。这样的佛教知识只能成为知识，而很难真正的满足修行的需要。再一步的学院“学术化”，这种学术不是满足成就兴教宏宗的需要，而是为学术的学术，这种倾向相对的严重，由此，真正的佛教信仰很难建立起来，缺失真正的内在宗教体验，佛法的真正心心生不起来，很难说对一个宗派弘扬与发展。第三，普遍的大众对佛教的误解很深，佛教信徒对佛法理解不够，很难有择法眼，弘扬佛法的土壤空间比较薄弱。这是禅宗复兴的最大障碍。就禅宗的兴起时期，不管是初期达摩、慧可、僧璨时期，那是北朝的地论学、律学等都相应的发达，及中期的道信、弘忍、慧能时期，唯识学、华严典籍的传译，研究理解都比较深刻，乃至六祖以后，禅宗的兴起，与佛教义理的高度发达有一定的关系。

3、复兴中国佛教的关键是禅的复兴。不管从历史及现状中，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期间，汉译的大乘的经典的熟悉，才对禅有一定的领悟。禅宗在中国的盛行，就是古来大德禅师们多方的努力，以最好的形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播佛法。禅宗的思想没有脱离佛法的真精神，又符合中国这块土地上众生的根机，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与创举。太虚大师在《四教义与中国佛教》一书中说：“中国佛教特重于禅观。初期传入之佛教，经典虽有《法华》、《般若》等的翻译，但初译过来的《阿毗昙心》及《毗婆沙论》等，里面都有专门讲禅定的。故中国佛教之初期，有所谓毗昙宗，有专门的禅师、禅经等。至道安法师时、仍然如是。不过、这时已有《弥勒上生经》的翻译了，所以道安修兜率净土。至慧远法师之净土法门，亦为当时至高的禅观。他临命终时，曾在定中三见净土，这可见他的念佛不同后人，是修证三昧的。继庐山以后的昙鸾，本宏涅槃，觉得寿命太短，所以先学仙，十六观经译至，遂弃仙而修无量寿净土，始启后来的他力净土。总之、远公时的净土观门，实是其时一般的至高无上禅法。”这里可以说太虚把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观”提出来，也可以说中国佛教离开的禅观，那么佛教也无从谈起。还有在太虚大师《论中国佛教史》一书中，更进一步的指出佛教的特质，要恢复振兴佛教，必须重修禅观开始。如讲：

中国佛教特重禅观为正统，要恢复振兴，必须重修禅观。可是越到后来越简单了，仅看一句话头，这样门庭愈狭小、愈孤陋寡闻，便成一种空腹高心，一无所知的人，不但不达禅宗，而且也完全荒废了教律，以致成为现在这样的衰颓现象！实际上，连实行的净土，也愈简易愈陋劣而成空壳了！要振兴中国的佛教，当拿余方的来补充。中国佛法正统，自然要重禅观，不过不单是看话头的禅，要发达教义上的禅观，如天台的一心三观和贤首的法界观等；还要研究戒律和念诵，须多习经教，这样才能把中国佛法因此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