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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彦:是什么造就了鸿篇巨制的云冈石窟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释老志》中对云冈石窟的一段记载。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始建于公元460年,云冈石窟现存9米以上的造像有9尊,石雕造像总数5.9万余尊,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由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群,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什么造就了鸿篇巨制的云冈石窟?在此笔者总结了三个主要的因素。

一、北魏的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

1、鲜卑族早期崇尚萨满教,随着鲜卑族的不断南迁,日益深入中原腹地后,同汉族的交流也逐渐加强,北魏的统治者开始崇信佛教,道武帝是北魏的第一任皇帝,他小时候曾在长安、河北中山生活过,较早的接触了佛教,道武帝从迁都平城开始,就建造了一定规模的佛教建筑。《魏书》记载:天兴元年(398年),(道武)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浮屠,耆闍嶥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另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道武帝重用法果为道人统。法果主张佛即是天子。将佛教与皇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道武帝诏法果“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攝僧徒”。法果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

2、北魏的第二任皇帝明元帝即位“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於“京邑四方建立图像”。

明元帝视武州山为神山,将武州山列为“常祀”之地,多次祈祷于武州山。这也是云冈石窟为何选址于武州山的重要原因。《魏书·礼记》记载“太宗永兴三年(411)三月,帝祷于武州、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俱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址。乃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

3、北魏第三任皇帝太武帝即位初,遵照道武帝、明元帝的遗愿,“每引高德沙门舆共谈论,於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於廣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

4、文成帝即位后,复兴佛法,文成帝下诏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之后,“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還修矣。……是年(452)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兴光元年(454年)秋,敕有司於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文成帝重新启用凉州僧人,师贤、昙曜先后担任道人统。云冈石窟始凿于文成帝和平初:“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世。”

5、 冯太后信佛,在冯太后的方山永固陵将墓葬的石门设置为石窟中龛的样式,将佛教元素融入墓葬中。在方山永固陵的南面建造了思远佛寺(479),后经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相当于太和时期的彩塑,有佛、菩萨、飞天等形象。冯太后还在其故城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修建了思燕佛图,《北史·后妃传》记载:冯太后“立文宣王(弘)庙宇长安,又立思燕佛图於龙城,皆刊石立碑”。这些无不包含了冯太后精心的构思,可看到冯太后对佛教的推崇。

冯太后崇佛,与其家族世代崇佛不无关联,如冯太后的哥哥冯熙是忠实的佛教徒,《北史·外戚·冯熙传》记载:冯太后兄冯熙“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舆讲论,经勤不倦”

6.献文帝也是佛教文化的推崇者,在魏都平城建造了许多佛塔。在云冈石窟中期洞窟中,有献文帝时期建造的洞窟。

公元467年,敕“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驾博敞,为天下第一。又於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興中(467-471),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又“建鹿野佛图於苑中之西山,……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
云冈石窟中第7、8窟,推测为献文帝时期所兴建。

7、孝文帝从小受到献文帝、冯太后崇佛政策的影响,在献文帝死后的短时期内,延续了献文帝大兴土木的特点,建造了建明、思远、报德三寺,其中建明、思远是皇陵的附属建筑。孝文帝中、晚期不再修造佛教设施,开始转为鼓励高僧讲经说法,钻研义理,北魏的佛教讲论《法华》、《维摩》等,在平城很盛行。

二、太武帝拓跋焘对北中国的统一,使首都平城这座昔日的边陲小镇迅速跃升为北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北魏太武帝对西域的征服,又将北中国营造工程中的能工巧匠,一起迁徙到平城,为营造云冈石窟储备了一批优质的工匠。

太武帝率军灭北凉(439年)后,完成了统一北方任务,北凉大规模的佛教僧侣就来到平城。太延元年(435年)北魏攻陷盛行佛教的和龙,龙城人口大量西迁。和龙有一定数量的僧徒迁入平城。448年,征服西域。

在宿白先生《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这样描述,从建都平城之年起,凡是被从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集中的数字是庞大的。就人口而言,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在百万人口以上;而被强制徙出的地点如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和东方青齐,又都是当时该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点。这几个地点合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北中国当时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全部。迁徙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人才、技巧的搜求。

三、北魏统治者奉行开放包容的政策,造就了伟大的云冈石窟,在云冈石窟中,中西交融的样式在造像、建筑中都有反映。

在云冈石窟第20窟的露天大佛上,我们既可以看到拓跋鲜卑剽悍与强大,开放与包容的民族精神,也可看到犍陀罗造像服饰的样式。云冈石窟第二大佛第19窟主尊上可看到马土拉造像与拓跋鲜卑民族特色相互融合的特征。

在云冈的建筑中,中西融合的例子无处不在,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爱奥尼亚”式柱头及科林斯柱式,也可看到带有印度文明色彩的柱子,还可看到中国传统的庑殿顶式建筑与犍陀罗盝形龛相结合的例证…… 

9窟前室的“爱奥尼亚”式柱头

9窟前室东南角带有印度文明色彩的柱子

在云冈还有反映民族友好交往题记,在第18窟窟门西壁《大茹茹造像记》,该题记是柔然可汗阿那瓌所留,是北魏国家与周边民族友好交往的见证。

北魏建国初期,“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直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才与西域十六国有所交往,此后交往更加频繁。

《北史·西域传序》记载:太延中(435~440),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遣使来献。

《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记载:献文帝时“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

《魏书》记载:太安初(455),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这些友好交往的见证与记载是源于北魏奉行的是开放包容的政策。

造就伟大的云冈石窟,还有很多的因素,如百姓对佛教的崇信,北魏迁都洛阳后,一些达官显贵仍在云冈石窟修建着民间的石窟,延续着皇家工程。

(责任编辑:隆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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