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朱熹说《楞严经》是中国人伪造的，却是另一种武断，而未提出有力证据。近代日本学者也有说《大乘起信论》是中国的撰述而非择自印度的原本。这一点尚有讨论研究的余地。但梁任公先生却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荣。

第四种，称为对译式。这是普通的翻译方法，没有说明的必要。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依此方法成立的。成为问题的，只是这种翻译，是应逐语直译呢？还是应达意译呢？后者着重表现原文的意义，而不拘泥于辞句的末节。对于原意的表现如果无所增益，反而觉得有妨害的语句，于必要时常不吝惜地弃而不顾。以完成其原意的通畅，译家巨擘罗什最能代表这种态度。如《阿弥陀经》梵文形容极乐庄严之中，八功德水洋洋的状态。有“八功德水，充满齐岸，鸦亦可饮”的原意，此种水满的形容词，在梵文为常套语。将“鸦亦可饮”这种形容词译于外国语是不适切的。罗什单把它译为“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可以说是达意的译法。

其次，就第二的逐语直译的态度来说，以原文的意义为主是应无异议的，但若忽视辞句的完整，也不能表现原文的真意义。如果但求原文的意义通畅，割爱辞句，结果也不是忠实于原意的态度。对于辞句的微末能以细心的注意而译出，则原意自然不能不显出了。要之为求意义畅达而不顾辞句是不行的，但若为辞句所害而难充分表现原意时，应该以注释明之。如果是寻常的一个故事，或平易简征文书，辞句虽被牺牲一些也不致有什么大的错误，但在那深远幽微的教义上，有时一毫之差常有千里的悬隔。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辞句的琐细若不特别注意译出，自不能尽翻译的职责。

代表这种态度的是玄奘法师。在他以前，中国虽已译了许多经典，但从来那些微妙的教理只是达意的翻译，未能充分地诠显，在他是感到遗憾的。如俱舍唯识从来的翻译他便不满。他之所以排除万难踏上十万里程的动机，也可以说全在求真的一念。他在印度经过十七年，终于无恙地踏上故国的土地。所以他所译的经典，辞句非常的忠实。他是中国译经事业上划时代的伟人，在他以前的翻译叫旧译，他所译的叫做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