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济禅师一生神迹叵测，妙应无方，圆寂之后舍利无数，经过明清时代文学的宣传，逐渐形成了影响后世的济公信仰。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信仰，其一定会按照自身的生存逻辑，产生一定的自主性。详细的梳理济公信仰的形成，有内外两种因素。

从佛教内部因素而言，舍利信仰、宗门认可、神迹史观等因素的存在，无疑为济公信仰的形成提供了增上动力。

第一，舍利信仰：舍利是佛教中的圣物，是修行成就的证明。佛陀灭度后，阇维舍利无数，被后人起塔供养，此是舍利信仰的开端。后期的佛教，历代高僧圆寂后遗留的舍利，皆被起塔供养，受人礼拜与旋绕，可以说舍利信仰一直影响着历代佛教徒。高僧灭后出现的舍利，还被世人简单理解为是直接判断其修证是否有成就的最佳凭证。道济禅师圆寂后，荼毗舍利无数，直接的证明了其修证的成就，故道济禅师受后人崇拜，与自身出现的舍利有直接关系。

第二，宗门认可：道济禅师的疯癫行为，不仅没有遭到宗门的排挤，还得到了后世的一致推崇，如北涧居简禅师曾评价云：“狂而踈，介而洁。著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此中对道济禅师的行为进行评价，说明其疯癫行为符合佛法准则，有古人遗留的雅韵。后世宗门对待道济的态度，基本上受居简的影响，皆认为其是内具菩萨行，外现疯癫相的大成就者。

第三，神迹史观：在佛教律典中，神通行为遭到明令禁止。而在大乘教典中，佛陀宣说未曾有法，皆会显现未曾有的神通，故神通是弘扬佛法的重要助缘。明令禁止与方便助宣，并存于佛教之中。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人为了便于弘扬佛法，皆会显现神通助其宣化，故在《高僧传》中有“神异”“感通”等分类。在佛教本位来看道济禅师的神通，神通不仅是其内在修证境界附加功能与间接呈现，还是其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手段，更是客观历史事实的如实描述。

正是由于道济禅师圆寂后舍利无数，疯癫行为得到宗门的一致认可，神通救苦的事迹受到后人崇拜，如此诸多因素的聚集，为日后济公信仰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济公信仰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信仰，其不仅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济公信仰形成的外部因素，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信仰诉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化如何日新月异，但人们身体上所经历的老、病、死苦以及心理上经历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苦，皆不会发生变化。人的本性是畏惧苦难，向往完美，对于信仰的诉求是人类追求的一致目标。道济禅师在世时，已将佛教的现世关怀与临终关怀的精神发挥的深入人心。因道济禅师具有济世的悲心，拔苦的神通功能，符合社会大众心理的诉求标的，故每当人们发生困厄时，道济禅师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祈求对象。

第二，地域文化：有影响力的民间宗教，不仅与自身的特质有关，还与诞生地的文化密切相关。天台山是佛道圣地，是佛教天台宗与道教南宗的发源地，修佛、成仙、崇神三者完美结合。天台山又是五百罗汉的应现道场，道济禅师又生于天台。此种独特的宗教氛围，为济公信仰的形成提供了温润的土壤。又唐五代时期，以天台佛教为中心的浙闽区域流行五公信仰，五公信仰中以志公为核心。志公是南北朝时期的高僧，与道济禅师类似，皆举止疯癫、神通叵测、济度群迷。五公信仰的长期流行，为俗人理解、接受与崇拜道济禅师埋下了文化的种子。宋代开始，儒释道三教有合流的趋势。南宋时期，禅文化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禅文化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禅文化的流行，也为道济禅师的后世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