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佛教中国化”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成功范例。源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化过程暨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发掘。本文以佛教名山灵隐山“飞来峰”为例，借鉴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中印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阐释“灵鹫飞来”的外在条件和内在逻辑，及其对于杭州之为“东南佛国”的重要影响和意义，从而深化我们对于“佛教中国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

“灵鹫飞来”的地理与人文因素

飞来峰又叫做灵鹫峰，位于杭州灵隐寺的对面，南屏天竺寺（为下天竺法镜寺的坐山）、北障灵隐（灵隐古刹的案山），是佛教名山杭州灵隐山的标识和核心。飞来峰海拔167米，山上怪石峥嵘，异木古藤，山下溪流萦绕，洞壑幽深。飞来峰石刻也为江南佛教艺术宝库。“湖上诸峰，当以飞来为第一”“翠拥螺攒玉作堆，一峰孤绝似飞来”。然而，作为文化名山，飞来峰的文化内涵也有一个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东晋以前，飞来峰与佛教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自慧理和尚来此开山以来，飞来峰的文化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据《咸淳临安志》卷二三引晏元献公（晏殊）《舆地志》云：“晋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兹山，叹曰：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今此亦复尔邪？因挂锡造灵隐寺，号为‘飞来峰’。”晋咸和元年（326），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云游江南至此，见山峰颇似中天竺国之灵鹫山之小岭，于是在此开山建灵隐寺。一般认为，此一事件为佛法传入杭州之始，在杭州乃至江南文化史上影响深远。随着佛教文化在杭州地区逐渐兴盛、繁荣，五代两宋以后杭州有了“东南佛国”之称。那么，印度的灵鹫山究竟是一座什么山？它何以会飞来杭州？

唐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卷九曾对印度灵鹫山有较详细的记载：“宫城东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罗矩吒山（唐言鹫峰，亦谓鹫台，旧曰耆阇崛山，讹也）。接北山之阳，孤标特起，既栖鸳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如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文中的“姞栗陀罗矩吒”是“灵鹫”的音译，该词本是“贪食者”的意思，后来转指兀鹫。作为山峰名，灵鹫山是意译，简称灵山，或称鹫峰。在玄奘之前，早期的佛经音译作“耆阇崛山”。玄奘所说的“宫城”是指“上茅宫城”，又称作王舍旧城，曾经是古代摩揭陀国的首都，其旧址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境内。不过，当年曾经作为首都的王舍城，如今只是一处名字叫拉基吉尔的小镇，来自梵语的Rājagrha，意思就是“王舍城”。按玄奘的说法，灵鹫山的位置，在今天的拉基吉尔小镇的东北方向十四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