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佛教中国化”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成功范例。源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化过程暨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发掘。本文以佛教名山灵隐山“飞来峰”为例,借鉴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从中印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阐释“灵鹫飞来”的外在条件和内在逻辑,及其对于杭州之为“东南佛国”的重要影响和意义,从而深化我们对于“佛教中国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
“灵鹫飞来”的地理与人文因素
飞来峰又叫做灵鹫峰,位于杭州灵隐寺的对面,南屏天竺寺(为下天竺法镜寺的坐山)、北障灵隐(灵隐古刹的案山),是佛教名山杭州灵隐山的标识和核心。飞来峰海拔167米,山上怪石峥嵘,异木古藤,山下溪流萦绕,洞壑幽深。飞来峰石刻也为江南佛教艺术宝库。“湖上诸峰,当以飞来为第一”“翠拥螺攒玉作堆,一峰孤绝似飞来”。然而,作为文化名山,飞来峰的文化内涵也有一个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东晋以前,飞来峰与佛教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自慧理和尚来此开山以来,飞来峰的文化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据《咸淳临安志》卷二三引晏元献公(晏殊)《舆地志》云:“晋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兹山,叹曰: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今此亦复尔邪?因挂锡造灵隐寺,号为‘飞来峰’。”晋咸和元年(326),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云游江南至此,见山峰颇似中天竺国之灵鹫山之小岭,于是在此开山建灵隐寺。一般认为,此一事件为佛法传入杭州之始,在杭州乃至江南文化史上影响深远。随着佛教文化在杭州地区逐渐兴盛、繁荣,五代两宋以后杭州有了“东南佛国”之称。那么,印度的灵鹫山究竟是一座什么山?它何以会飞来杭州?
唐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卷九曾对印度灵鹫山有较详细的记载:“宫城东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罗矩吒山(唐言鹫峰,亦谓鹫台,旧曰耆阇崛山,讹也)。接北山之阳,孤标特起,既栖鸳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如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文中的“姞栗陀罗矩吒”是“灵鹫”的音译,该词本是“贪食者”的意思,后来转指兀鹫。作为山峰名,灵鹫山是意译,简称灵山,或称鹫峰。在玄奘之前,早期的佛经音译作“耆阇崛山”。玄奘所说的“宫城”是指“上茅宫城”,又称作王舍旧城,曾经是古代摩揭陀国的首都,其旧址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境内。不过,当年曾经作为首都的王舍城,如今只是一处名字叫拉基吉尔的小镇,来自梵语的Rājagrha,意思就是“王舍城”。按玄奘的说法,灵鹫山的位置,在今天的拉基吉尔小镇的东北方向十四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