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在历史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至魏晋时期，佛教初入中国。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必然存在很多差异，但要使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佛教就必须首先适应中国的思想、文化、习惯和社会的需要，从而做出调整和变通，正是这种调整和变通使得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

第二阶段，东晋至南北朝时期。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中国化程度的加深，也逐渐显露出了一定的繁荣景象。但这个时期，思想上的冲突日益显露，涉及政治、哲学、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如“神灭与神不灭论”、“因果报应与六道轮回说”、“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等，史称“三教论衡”。也正是在这种思想交锋与争鸣之中，各种学说互相渗透、涵摄，佛教理论不断得到发展，而其中国化的程度也日益提升。《法华经》“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的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人皆可以为尧舜”不谋而合，这种大乘的圆融思想也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

第三阶段，隋唐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产生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的佛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那个时期，以禅为中心的中国佛教，其修行理念和生活状态都易为大众，特别是士大夫阶级所接受。特别是禅宗六祖《坛经》的问世，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成熟标志。

毛泽东主席非常喜欢阅读《坛经》。他非常赞赏慧能大师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毛泽东主席还谈了慧能大师的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

佛教的中国化大大推进了中国哲学思想、信仰体系，以及百姓日用的价值观，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和谐并立的基础。佛教中国化进程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范本。

2.中国佛教之清规的制定及和合思想的表述与阐发

佛教教团若要在变动的社会中生存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变化多端的社会形势，建立起适应于当时社会实际的僧制规章，这样才能保障僧团的和合清净，传承久远。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僧尼虽然基本遵守印度佛教的戒律和教仪，但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若干方面也相继产生了变化。例如，佛教本土化的历程中不仅体现在义理层面与中国文化的协调与融合。在修持仪轨、寺院生活等方面也有着重大的生存与发展的转换，如“托钵乞食向农禅并重的转型”，从“戒律、僧制到丛林清规、寺院规约的形成”，其间之创立、演绎，不仅是教团自身护法安僧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及民众对佛教的规范与期许。可以说，佛教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推进发展的。

自唐朝之后，中国寺院，尤其是禅宗丛林，为适应僧团管理，为了适应中国化丛林的独特性，逐步形成并沿用了一套对寺院内部进行管理的清规制度。

清规一如戒律，戒律是佛陀为了规范僧伦，令正法久住而制定，清规也是为了使六和僧团和合共住、安心办道而制定。所谓“国家治民，律及例也，佛祖范僧，戒律清规也，释律类儒律，唯佛说而无余说也，清规同世例，从祖述而取合宜也”。若欲合和共住，正心明道，必须制定规绳以整肃寺院的纲纪。

佛制戒律，祖立清规，住众和合，寺院兴隆。各项规约的本意都在维持寺院秩序，促进僧团和谐清净无诤，使丛林生活祥和有序。所以，寺院清规或规约是僧团建设的圭臬。